元末农民起义
元朝末年农民起义
元末农民起义，又称元末农民战争、元末民变，是元朝晚期爆发的一次农民阶级的反封建斗争，这次农民战争规模之大、历时之久、起义阶层的全面程度是空前的。元朝末年，政治腐败黑暗，土地高度集中，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日益尖锐，同时水旱频仍，黄河多次决口，天灾人祸，出现了“剥树食其皮，掘草食其根”的景况。白莲教首领韩山童、彭莹玉等趁机利用“明王出世”“弥勒佛降生”为号召，组织农民起义。元至正十一年（1351年），韩山童、刘福通等首举义旗，以红巾为号，称红巾军，迅即发展至十余万人。继而白莲教徒徐州芝麻李、彭大、赵均用等，濠州郭子兴、孙德崖、朱元璋等，襄阳布王三、孟海马等，蕲水徐寿辉、彭莹玉、倪文俊等纷纷响应；不属于白莲教系统的张士诚兄弟、浙东方国珍也趁机起兵。刘福通等拥立韩山童之子韩林儿为小明王，定国号为宋，建元龙凤；徐寿辉亦称帝，定国号为天完，建元治平，拥众至百万。元军疯狂进行镇压，各支起义军因各自为战、力量分散，一度受到挫折，张士诚、方国珍投降元朝，成为割据势力。后元廷内部发生严重争权夺利，主要将领纷争不已，朱元璋利用这一有利形势，吞并了张士诚、陈友谅（原徐寿辉部将，后称帝）等，统一了黄河以南大半个中国。1368年，出兵北伐，推翻元朝，建立了新的封建王朝——明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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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政治帝位之争元武宗以后，历元仁宗、元英宗以至泰定帝，元朝的政治日趋腐朽。从武宗至大元年（1308年）至顺帝元统元年（1333年）二十五年间，换了八个皇帝。由于频繁争夺帝位，蒙古贵族之间长期相互倾轧，往往演成内战。比如元英宗时的“南坡之变”，元文宗时的“两都之战“、“天历之变”等。这时，国家军政大权已经转移到握有实力的蒙古保守派大臣和钦察人军事将领之手。
元朝贵族
腐败严重元朝末期，贪污剥削愈来愈严重。政府卖官鬻爵，贿赂公行。官吏敛括的花样无奇不有。“所属始参曰拜见钱，无事白要曰撒花钱，逢节曰追节钱， 生辰曰生日钱，管事而索曰常例钱，送迎曰人情钱，勾追曰赍发钱，论诉曰公事钱。觅得钱多曰得手，除得州美曰好地分，补得职近曰好窠窟”，甚至连肃政廉访官吏也是“所至州县，各带库子检钞称银，殆同市道”。到了元惠宗时，一切腐败现象达到极点，蒙古贵族、钦察将军和喇嘛僧的跋扈，官吏的贪污，地主豪强的专横，与日俱增。以顺帝为首的蒙古皇室，也是“丑声秽行，着闻于外”。元朝的统治已经走上了崩溃的道路。经济贫富分化元朝末年，土地高度集中，蒙古贵族已完全成为封建的大地主，各自占有大量的田土。元泰定帝孛儿只斤·也孙铁木儿在其即位以前，曾献给朝廷七千顷土地，元顺帝时，公主奴伦陪嫁的土地由朝廷转拨给大臣伯颜的也有五千顷。献纳和拨给的土地尚如此之多，占田的实际数量当然更多。
元顺帝
元朝皇帝为了笼络蒙古王公，一登帝位，就把金银和田土分赐给他们。元世祖时，政府赐给大臣田一次不过百顷，以后增至千顷、万顷。以前赐田多在北方，后来更转向江南大部分如苏州等膏腴之区了。 蒙古贵族把从农民那里收夺来的土地，再以苛刻的条件租给农民，用租佃的方法进行剥削。元武宗时，“近幸”为人请田一千二百三十顷， 每年收租五十万石，平均每亩要收四石，这样苛重的剥削，必然要陷农民于死地。淮南王的家人也在扬州广占田土，时常派人纵骑至各乡“索债征租，驱迫农民，剽掠麦禾”。元文宗时，大臣燕帖木儿请求皇帝把苏州一带的官田包租给他的兄弟和女婿，再由他们转租给农民。汉族大地主兼并之风也与日俱增。福建崇安县有田税人户共四百五十家，纳粮六千石，其中五十大家即纳粮五千石，占全县纳税户九分之一的地主大户，竟占有六分之五的土地。在江南地区，田主除向佃户征租外，还随意向佃户征收饲料，勒派附加粮，甚至迫使佃户代服差徭。有的地主还用飞洒、诡寄等办法躲避差役，赋役不均的现象非常严重，其结果是“大家收谷岁至数百万斛，而小民皆无葢藏”。在北方地区，由于赋役不均，也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财政困难在最高统治集团中，奢侈腐化成为风气。蒙古皇室和元朝政府把每年搜括来的民脂民膏，大部分用于无节制的赏赐和“做佛事”。武宗时，政府年入钞二百八十万锭，但他即位不到一年就用掉八百二十余万锭。仁宗即位后支出更达二千万锭，其中大部分用在赏赐蒙古贵族和宠幸的色目人官商。武宗时，用在敬神、修寺等宗教活动上的开支，一度高达政府全部收入的三分之二。据仁宗延佑四年（1317年）宣徽院统计，仅供佛饮食一项，该年共用面四十三万九千五百斤，油七万九千斤，蜜二万七千三百斤，每日宰羊至万头。英宗以后诸帝更是贪财好货，掠夺无厌。在这种情况下，财政经常支绌，以致“朝廷未尝有一日之储”。元朝统治者要弥补亏空，只有加重税收，滥发纸币，而人民所受的剥削也愈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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