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预算把之前征不上来的“督抚军饷、巡按公费”减去了，但崇祯四年预算中重新出现了这项，并开始征收“生员优免”40余万两，向之前仍然赋予免丁役特权的生员下手。
盐课盐课加征是天启元年户部主管辽饷的官员新饷司郎中杨嗣昌提出来的。
当时明廷使行“纲法”，规定一批固定的商人每年认购盐引。
本来商人在认购盐引时就要交纳“余盐银”，实际上是政府失去了一部分灶户、盐田的控制权，反而将这笔钱转嫁到商人头上，现在认购盐引时还要交额外的辽饷，天启3年辽饷数据中有“盐引银”32万两，可能就是天启元年定下的数目。
天启4年5月曾加征盐课54.7万两，但这笔加征持续时间不详，且后来叙述辽饷者都未提到这笔加征，很可能是其它名目下，比如修三大殿、修皇陵的加征。
之后又有一些陆续的加征，实际数额不详。
崇祯三年将之前的盐课加征都归入辽饷，并将额数增加到94万两。
明代在水路交通集散地设有钞关，对过往船只根据载货量进行征税。有的钞关还同时征缴对商人货物征收的“商税”。
天启元年在原额34.5万两的基础上加征6.5万两，天启5年增加2处钞关，并加征13.5万两。
这算是天启朝的后三年辽饷中唯一一次增加的税额。
至魏公公征收工商税除了落在这13.5万两上，实在是无迹可寻。
魏公公指使人诬告徽商给人家“坐赃”没收家产倒是有的，可惜那是为了修三大殿，本来就是另一笔不必要的开支。
约在崇祯2年，又增加5万两。崇祯3年将总额加到了33.6万两。随后13年又加征20万两。
总体来看，田赋加征是万历朝末年定下来的政策，那时候并非东林执政。
杂项、盐课、关税的加派全都是天启朝初年东林执政时期定下来的。
至于崇祯年间，杂项中的房屋交易税费、当铺爱国捐、盐课、关税等等不但继续征收，而且都增加了。
反而天启后三年除了搞了一次田赋临时加征、一次增加关税之外，似乎没加过什么税。
魏公公这几年增收盐课，盐是专卖品，只会转嫁给民众、助长私盐，铸造劣质铜钱牟利，大肆诬告坐赃，卖紫禁城骑马特权，征收各地方的库银。
杂项是掐地方政府的脖子，这个是直接掏地方政府的家底，全都是打着“以助大工”的旗号，就是为了给天启皇帝修三大殿。
这殿工天启初年暂停，5年二月重开，到7年8月修成，紧接着熹宗就驾崩了，两年半修完，不可谓不快，耗银595万两，将近一年的辽饷总支出。
阉党的干将崔呈秀、孙杰，天启末年干的就是“督察大工”的活儿。
魏公公还有一招“捐助”，一开始是号召各王府捐助，这还罢了，毕竟有固定收入，后来把任务摊派到在职官员身上，于是就搞出许多“私派”。
本来官员要擅自在辖区内加税是不行的，现在有了这个名堂，至少可以在组织内部搪塞了。
韦宝除了认出了李元忠，天启皇帝朱由校身边的其他人，韦宝是不认得的。
其中居然还有一个官员。
这在韦宝看来比较反常。
因为朱由校连内阁大臣都懒得接见，更别说一般的大臣了。
这个大臣穿着五品的朝服，显然品级很低，按理说是没有资格在这种平台地方议事的啊。
“小宝，你来了。”天启皇帝朱由校很热络的道：“都过来。”
天启五年十月甲申户部尚书李起元以国计匮诎，采集舆论：一、暂复榷税，议檄行各省直抚按查境内关津扼要，水陆冲衢，照万历二十七、八年例，量征什一于商贾，事平即止，仍慎择榷官，严禁骚扰。
暂纳充附，议令民间俊秀子弟纳银一百三十两，淮充附学，各生纳银之后，该州县申详学道，照尝鼓乐送学，遇岁考科举一体考试，不得分援纳名色。
广开屯田，议令关门内外凡膏腴之地，设法屯种，其在省直，行各该道备查各卫所原额屯地若干，见今实在徵粮若干，其地亩不敷原额者，见系何人占种，履亩清查旧田，无使影射新垦处，以本工限三月内造册报部。
申饬茶马，议令囤户卖茶及茶商兴贩告引给繇与批验纳货等项，务遵引繇条例，逐一查照批验，必无夹带，方淮放行。盘获私茶并船车头畜等物，一槩入官。
申明盐法，近有积奸吴惟顺剏议新法卖窝指商，一时商人惊散，幸本部条议三十万之咨至，而商心稍定，然三十万之内亦有难行者，今量将一、二十万坐发运司，作为年年铸本，年年将铸息按季解部，以为积贮，仍将吴惟顺付盐臣罚治。
至如先年征倭、征播加派钱粮，事平之后已奉旨概行蠲免，然闻各省直有已徵未解尚留在库者，又有朝廷虽蠲而司府州县仍行带徵，借作别项支用或抵充公费者，乞敕抚按官尽数清查，以解臣部。得旨：诸款凿凿可行，榷税照旧例量徵，委廉能甲科推官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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