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礼仪之争后，嘉靖帝对文官们彻底失去了好感。
所以即使后面启用文官阶层，也是为了制衡其他势力以维护自己的最高权威。
出于对文官阶层的偏见，他自然也不会将权力交一部分给文官阶层。
再加上自身多疑的性格和对来位不正的恐惧以及对权力的痴迷，使得他也不愿意将权力下放给自己身边的宦官集团。
如此，明帝国自英宗之后形成的三角政治格局，皇帝，文官，宦官铁三角在嘉靖手上被成功打破，明帝国的最高权力再次被集中在一只手上。
这个政治格局的形成的核心是来自皇帝，是皇帝放权的结果而不是大臣和宦官主动分权的产物。
当权力被重新集中之后，中央集权宗法专制王朝独断性和随意性的弊端也就再次显露了。
自大礼仪之争后，出于对权力的渴望和对自身能力的肯定，他抛弃了文官和宦官集团，重新独揽大权，而自身对文官集团的偏见和自身性格的缺陷，使得他成功地异化成了一个彻彻底底的利己主义者。让这样一个心机深重、善弄权术、多疑善变、手腕狠辣、薄情寡义的人大权独揽。在缺乏有效的制约和监督的情况下，是很容易出问题的。
因为这样的人处理国家事务的出发点不是为了民生社稷或者是青史留名，而是维护自己的私利。其本质就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无上权威。
国政在他眼里，不过就是个维护自己私利的工具而已。
他登基45年，其实做的任何事，核心都一个意思，你们爱咋地咋地，别踩到我的底线，我干嘛是我自己的事儿，谁也不许劝我，也不要试图挑战我的权威，不然我管你忠臣、奸佞，统统弄死你。
这也就是为什么他可以用夏言也可以用严嵩，可以放任徐阶干掉严嵩，又不杀海瑞。
既可以放手让戚家军去打倭寇，也可以放任蒙古人在北京城下烧杀抢掠，搞庚戌之变。
因为他主政的核心并不是为了给天下万民谋福利，而是为了维护自己最高统治者的无上权威。
嘉靖帝是个聪明人，他把政治玩得炉火纯青，在位45年大权从未旁落。
朝臣在他手里如同一颗颗棋子和玩具，任他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但是，嘉靖的出发点是错的，他做这一切的目的不是为了江山社稷和这个庞大帝国的未来，他没有心思，也不想去为帝国的未来铺好道路，而是为了自己。
尽管他有能力和手段让大明帝国在他的手上变得更好。
甚至，他连接班人都不重视。搞斋醮科仪，迷信方士所说的二龙不相见的鬼话，不立太子，不注重对继承者的培养，也不注重培养父子之间的人伦亲情，作为一个大帝国的统治者来说，这是极其失策的。
一个大帝国的最高统治者不注重对下一任继承者的培养，也不看重家庭和人伦。
这对于帝国未来的伤害，无疑是巨大的。
联系到他的继承者穆宗朱载垕的性格软弱、遇事无主见的缺陷……就可以明白他对这位后继者的培养是有多么不上心。
就冲这一点来看，说明朝始亡于嘉靖，韦宝认为真的不冤。
客观的看，虽然我承认他在位的时候，帝国的文化发展灿烂辉煌、市井小说开始起步、四大名着在他的时代印刷发行了三本。
但是，文化的繁荣也并不能掩盖或者填补他治国的缺漏。
毕竟，他明明有能力也有手段让帝国的未来变得更好，但是他不肯去做，让帝国丧失了一次改革的良机。
明帝国在他45年的统治下，没什么太大的起色。
土地兼并倒是在逐渐地加剧、南倭北虏也同时在蚕食着这个帝国的肌体。
在这位对宗教有着谜一般的崇拜的皇帝登基的第25个年头，北方的蒙古人夺走了本属于帝国的河套平原，以至于帝国失去了一块产马的宝地。
登基的第34个年头，倭寇入侵到了属于帝国第二国都，南京城下。
不过幸运的是，他的时代名臣不少，得益于他们的帮助，帝国有惊无险地度过了这些危机，南方的倭寇被戚继光、俞大猷撵出了帝国的疆土，而蒙古人也由于帝国边防的加固而逐渐地放弃了侵略的念头。
虽然外患暂时压制了，但是内忧依然延续，农民们依然承受着失去土地的痛苦、而与此相反的是皇室贵族和士族地主们的领土在逐渐地扩大。
而他对于这些，几乎视而不见，这种傲慢的无视在他执政的后20年中显得更加突出。
他仅仅把注意力放在了朝臣的身上，而缺乏对民间的深刻了解。
这似乎是明帝国所有皇帝们的通病，当然，除了他们那位创立者朱元璋，因为他来自于乡村，对百姓的事务把握得非常准确，以至于朱元璋在制定行政对策和运作规则上，更加偏向于农民和底层人士。
因为这位开国君主深刻地知道，老百姓才是维持帝国运转的支柱和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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