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整个人生历程都蕴涵在“三壶”之中：“破壶”（人从瓜出）、“悬壶”（医药济民）、“壶天”（魂归壶天），这壶都是指葫芦。
在我国许多民族的先民那里，都曾崇拜过象征“母”体的葫芦。
相传，人类的始祖伏羲女娲兄妹就是从昆仑（葫芦）山中诞生的。
“葫芦虽小藏天地，伴我云山万里身。收起鬼神窥不见，用时能与物为春。”这是宋代大诗人陆游从内心发出的对葫芦的赞誉和喜爱。
葫芦文化渗透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在我国农村的小娃娃身上，胸前常佩带小葫芦，以祈长命百岁。
道家把葫芦视为神物，道士随身携带葫芦盛以“仙丹妙药“是为法器。在神仙传说中，铁拐李、麻姑、南极仙翁皆携带葫芦作为法器，称作“宝葫芦”，许多道观、佛庙亦是将葫芦用来作驱邪逐鬼镇压五毒之符。
葫芦除了食用、药用，晒干了还可以作为盛器，舀水挖面，盛药装酒，是极普通的生活用品。它还可以做成农具舟具、乐器甚至火器，在生产、交通、娱乐乃至战争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为了美观，在葫芦外面雕刻上各种图案，这就是葫芦雕刻艺术的原始功能，后来，逐渐演变成民间工艺品。岁月匆匆，时光荏苒。到了21世纪，我们虽然已经无从考证东昌种植雕刻葫芦确切的起源，但至今民间仍流传着许多动人的传说。
相传，古代有一个擅长绘画和雕刻的宫廷艺人王和尚，年事已高告老还乡，回到现在的LC市东昌府区闫寺办事处，因当时闫寺一带盛产葫芦，于是王和尚便在葫芦上雕刻出精美的图案，用来蓄养自己喜爱的蝈蝈。后来，当地人纷纷效仿，葫芦雕刻便由此流传开来。
据当地文献记载，东昌葫芦雕刻宋代已经很流行。明清时期，东昌府濒临京杭大运河，是鲁西的政治、经济、文化的重要枢纽。商贾云集，繁盛一时，当时的雕刻葫芦曾一度是运河两岸农家生产的重要商品，随运河远销全国各地。新世纪的东昌雕刻葫芦产地主要以东昌府区堂邑镇为中心，辐射周边梁水镇闫寺、柳林、桑阿镇、辛集乡等乡镇办事处，基本上是原堂邑县的范围。
明清民国时期，当地出现了很多“刀下生花”的有名的艺人。如：李文朴、郑时均、萧必衡、黄玉谷等，至今被当地行业艺人称为“师爷”。对于他们的技艺和作品我们已经无从考证，只能从艺人们世代相传的口述和技艺中去追溯和品味。
在现代葫芦器工艺中，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品种－－葫芦雕刻。
其中又可分为两种：葫芦雕和刻葫芦。葫芦雕区别于其他葫芦器的主要特征是既非单纯的范制，也非单纯的雕刻，而是将范制、雕刻、火绘、拼接组合融为一体，成为一门综合的葫芦器工艺。
葫芦雕以拼接组合为主，最常见的是再辅以雕刻、火绘、也有人还辅以范制。
使用材料是品种不同、大小不同的天然葫芦，剖开后利用不同部位，重新组合为造型各异的葫芦器物。
山东临朐县葫芦文化展室中有一葫芦怪人，就是利用范制不成功的废料拼构而成的，虽面貌丑陋，弓身届腰，翘手跛足，却也有一种难以言传的病态美。
在拼接组合的基础上，再施以雕刻，葫芦雕的艺术美就更强了。
主要雕法有阳雕、阴雕、透雕、阳雕平地、阳雕沙地、阴刻阳雕、双勾勒等等。主要刀法有直刀、平推刀、外侧刀、内侧刀、顺行刀、逆行刀、挑刀、垛刀、切刀等。这些雕法和刀法基本是从竹雕、木刻等工艺中借鉴而来的，施刀要做到稳（心静气和）准（准确度高）轻（用力恰当）慢（行刀缓稳）巧（刀法娴熟）。只有这样才能雕出一件精美的葫芦工艺品。
刻葫芦，就是在葫芦上刻字雕画，使其成为供人欣赏的葫芦艺术品。
葫芦雕是一种立体艺术，而刻葫芦则不是，它是在葫芦表面上作文章。
刻葫芦最初在甘肃一带民间流传，人们在葫芦上走刀划针，随意刻画出简单的花草虫鱼图案作为观赏。
后来，经过艺人的不断摸索和研究，使得工艺水平不断提高，逐渐形成了专门刻葫芦艺术。
刻葫芦原本只有针法，这几年又创造出刀刻法，出现了各种镂空葫芦。
有的还创作出仿水墨、写意的名家山水画作品，并摹仿吴昌硕、任伯年、徐悲鸿、齐白石的画韵，创造出风采独具的彩画葫芦。
二、三十年代，兰州有一位叫李文斋的民间艺人，能书善画，懂诗文，有着很高的文学艺术修养，以刻葫芦维持生计，对刻葫芦工艺的进一步提高作出贡献。由于他的努力，刻葫芦的艺术声誉日隆，被人誉为“妙艺”而驰名京津，远销海外。自此之后，刻葫芦竟成达官贵人的宠物、古董商人猎取的对象。
东昌葫芦雕刻的价值主要有三点：一是文化价值。其内容在神话、民俗、工艺美术领域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是学术价值。二是其地域的适宜性，质地的独有性，题材的广泛性，技法的独特性，风格的多样性，在中国民间工艺品中实不多见。三是社会价值，就有传扬历史文化弘民族文化的作用。东昌雕刻葫芦历经千年的传承与演变，依然保持着独特的民族、地区特色和艺术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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