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海是不是坏人？他也不敢下结论，但是，从以前这个人利用职务之便收人家送礼的事情上，他觉得这个人本质上不好，不可靠。他既然能够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好处，焉知他会不会利用这个册子里的事情为自己谋取私利呢？
万一，他用这个名册里的事情要挟对方，怎么办？那样自己是不是就成了帮凶？
嗯，这个苏东海很可能会这样做。不能交给他。
交出去不妥，留下来无用。怎么办呢？
想了一会儿，他那山东人的豪爽性子发作起来。一巴掌拍在名册上：“想不出来就不想了。费那些脑子干什。干脆一把火烧了不就得了。反正在**这段时间，造反派在厂里烧掉的东西多的去了，也不差这一件。”
他来到厨房，凑到煤炉子上，点燃了这个名册。
纸张的东西很好烧。明黄色的火苗，卷起黑烟。张方宇带着几个人忙了一个多月整理出来的，记载这几十个人秘密的册子，没有过几分钟，就这样就化为地上的灰烬。
谢晋元拍拍手站起身来，轻松愉快的回去睡觉去了。
他不知道，这一把火，实在是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烧掉了厂里几十个领导和技术员的一个很大的安全隐患。
可以说，这一把火，对于这些人是一个大恩，是一个谁也不知道的大恩。有一本书里面讲过这样一段话：
挽救了别人生命财产而自称义举的人，众人并不因其行为而称之为义举；对别人施惠后企求回报的人，众人并不因此其施惠回报他。这是人们的性情使然。
大义没有具体的行为状态，大恩没有具体的形象。大义之举，被解救的人尽管不认识，但是却尊重他们的恩人；大恩落定，受到恩惠的人尽管不认识，但是却会回报施恩者。
以前群众有兴趣，愿意来他们召开的大开会，就是因为他们时不时的报出被批斗人的内幕。现在红新卫没有了批斗对象名册，不知道该批斗水，即使拉出来一个批斗，也不再有内幕了。空洞无趣的批斗会，两次下来，就没有多少群众感参加了。
不知道谁出的主意，路星海带人跑到当地，请求支持。具体情况没有人知道，大家只是看见路星海灰溜溜的回来，再也没有提起这档子事儿。
混乱的现象，是违背经济发展规律的，必然无法长久。这样的情况仅仅持续了短短一年，就十分不妙了。
各种生活用品极度匮乏。给职工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当时几乎所有的生活物品都是凭证供应。买粮食，就需要全国粮票或者各省市自己发行的地方粮票，买糖需要糖票，买酒要酒票，买布要布票，买自行车，要自行车票。那个时候，钱不是万能的。有钱没票，照样买不到东西。
在这时，谢晋元的第五个孩子出生了。有人来家看望，带来半斤红糖。红糖当时是十分稀缺的，妻子兰妮儿高兴的不得了。
尽管谢晋元和兰妮儿之前已经决定，不再要孩子了，但是知道妻子又有了之后，谢晋元又改变了决定，还是让妻子把这个孩子生下来。这件事让兰妮儿明白了，男人的保证和决定，都是靠不住的，是可以随时改变的。
不过，兰妮儿对这个孩子的出生也很开心。因为，这是个女儿。她心里美美的想着，大女儿帮助做家务，小女儿做父母最贴心的的小棉袄，三个儿子支撑老谢家传承。按照老家的说法，两个女儿一头一尾，中间三个儿子，这样的家庭结构，在最美满的。
谢晋元和兰妮儿都没有想过，为什么在夫妻双方都已经决定不再要孩子之后，这个小女儿还会来到这个家里？这是不是老天爷对谢晋元烧掉名册不言之恩的回报？
总之，老天爷做的事情，咱也不知道，咱也不敢问。
经济问题的根源是混乱。混乱的根源就是由于大家都去闹革命去了，把生产担误了。所以首先要把生产抓起来。于是，各地将各个造反派开始联合起来，成立了一个联合革命委员会，简称革委会。这个革委会的任务，不能只是搞政治运动，要在抓革命的同时促进生产发展。
新卫厂也成立了革委会。按照上级规定，革委会必须是三结合，由厂里原来的老干部、造反派代表、群众代表三方面组成。赤卫队、红新卫以及其他几个规模较小的造反派，都加入了进去。原来的书记王思远成为新成立的革委会主任，路星海和苏东海为副主任。车间的机器重新轰鸣起来，新卫厂再次焕发了活力。
就在这个时候，安装队的调令下来了。上面规定，即日起，所有安装队员去革委会报名，本月底启程，去建设新工厂。
听说这次要建设的新工厂在四川江油，妻子兰妮儿不愿意了。她对丈夫说：
“这次无论如何，我都不去四川。要去的话 ，你自己去吧。”
谢晋元这个时候，年近不惑，也不像以前那样革命热情高涨的愤青，听到上级命令就忘乎所以奋不顾身，他也想到了家庭的实际问题。几个孩子都在这里的子弟学校上学，要是到了四川，学习就会受到影响。再说，这几年跑来跑去，从株洲到兴平，从兴平到保定，从保定到灵宝，家里一直是穷的叮当响。这几年好不容易积攒了一点家底，要是再搬家的话，又折腾光了，一切又要重头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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