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上君权”是封建社会的产物，在这种禁锢人思想的年代里莫说是创新、发展，但凡表示出一点点对于君权的质疑都会遭到满天下无穷无尽的打击。而皇帝干的事情到底是对还是错根本就不重要了，因为是皇帝干的就必须无条件服从。
朱祁钰很清楚这种情况会引发什么严重的后果，比如说在后世里的三年普通自然灾害面前有可能会因为领导层决策失误造成数以千万计的人口死于饥饿什么的。
想想正统朝廷为什么会把大明的路越走越窄越走越偏，可不就是
因为授命于天的君主集权制度种下了因吗？
正统初期以太皇太后张氏为核心，以三杨为主要代表的临时中央朝廷机构其实就非常尴尬。若太皇太后把持朝政，在人们心中就会形成“牝鸡司辰”的嫌疑，更何况朝廷祖制还是不许后宫干政的。
而三杨虽然在朝廷威望很高，但毕竟是臣子。作为威望高的臣子更害怕被人叩上僭越的帽子。
高祖文盲皇帝朱棣搞靖难时最后倒霉的就是那些被指摘为僭越职权、破坏祖制的所谓建文“奸党”了，无数能臣干吏遭到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被后世称为“壬午殉难”的杀戮给世人留下的痛让臣子们更加紧守本分。
即便在正统朝被称赞的惩治贪腐、整顿吏治工作其实也只是与大明制度性考察相结合的而已。在几次大清退中都是利用了天下各地方官员朝觐的机会由吏部和都察院对朝觐官进行全面考察，最终清退的也是老疾、阘茸柔懦、嗜酒怠惰、临政暴虐、贪污等不合格的官员。
而对于军中高官整治几乎无从谈起，正统朝初期的辅臣们一个个都是小心翼翼，就怕自己的所作所为捅了个大篓子最终害了自己身家性命不说还要祸连十族。
实际上大家的小心应对也是确有道理的，正统三年时礼部大印丢了两次官印，年仅十一岁的小皇帝朱祁镇没客气直接拿了胡濙下狱。虽然事后查明系内贼所为，但这二杆子皇帝的手已经显出来了狠辣劲。
如果说这仅仅是一次事件不足以证明什么，那么正统三年有人向新上任户部尚书一职仅一年的刘中敷请示官军俸粮放发的时间到了，询问是否有新的处理办法时刘中敷不假思索直接从京城官仓里取粮食放发官军。相关人员没有提醒刘中敷朝廷发放俸粮有个不成文的规定，一向是皇家贵戚、功臣勋旧才从北京京仓里支取俸粮，而官军的俸粮通常都是从京郊通州大仓里支取的。
就因为从通州官仓支取俸粮要花费一些成本，所以也显示出朝廷优 渥皇亲贵戚和功臣勋旧的深厚情谊。上任不久的刘中敷不明就里开口表态后身为副手的右侍郎吴玺没有阻拦，这个过失被王振知晓后唆使正统皇帝将刘中敷、吴玺两人打入锦衣卫大牢。
两位部级高官什么罪名都没给就下了锦衣卫大狱与已经关了九天的胡濙作了伴。
又过了才五天时间，因为一起问案不清不楚的韩氏勾结“奸夫”顾安谋害亲夫案被证明是查无实证，而刑部尚书魏源、侍郎何文渊审案不清不楚也被送进了锦衣卫大狱。
就这样不过半个月时间锦衣卫大狱就关了三个尚书两个侍郎，一时间让人们感觉仿佛回到了洪武年间一般。
老话讲的是“子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不想做一个被上位者忽视的数字，当然也不想让老百姓因为君权的错误领导而白白丧失生命。
从长远考虑，君主立宪制不失为是一个能够保证国家长久的好办法。毕竟皇帝都只是象征性的超级大贵族了，你要去夺这个权利从而得罪全天下人就显得意义不那么大了。
皇位之所以引无数人为之神魂颠倒其根本意义在于其手握天下生杀大权，“天子一怒尸横遍野”才是人们所追求的那种权欲感。反过来如果天子一怒砸锅撒气怕是就没剩几个人有兴趣的了。
能在景泰朝打完的仗都打完了，能布的局都布好了，剩下的只要后人不要太作，天下就是老朱家一直流传下去，也算对得起这副皮囊让自己活过一遍不同的人生了。
“皇后可知道大兄府里这些日子一直有想联络外臣吗？”对于这个大兄朱祁镇，朱祁钰几次三番拿不定主意。
明明自己已经给了生个优渥地生活，只要朱祁镇安安稳稳待在自己的大院子里怎么折腾都不会有事，可是朱祁镇还是耍些小聪明想要安排人出来联系忠于自己的旧臣子。
忠心于正统皇帝？开什么玩笑，朝里的大臣谁不知道朱祁镇的德性。景泰朝虽然比不上正统朝正统，但也是宣德爷的儿子，孙太后亲自上告天地祖宗立的皇帝，谁没事找不痛快愿意跟一个无道的前昏君多有交集，何况景泰皇帝表现出来的也是个腹黑主，这朝堂上又有几个不开眼的敢去接朱祁镇的话茬。
年轻的正统爷托人传话后除了曾经的几个近侍之外，肯搭理的几乎没有，反而是朱祁钰都收到了自己大兄心情燥动不安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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