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混乱的五代十国，造就了武力至上的观念，有兵便是王，刀子便是理，也造就了大大小小无数的军头，大军头管着小军头，小军头有些时候也会逆袭成大军头，全无上下尊卑，凭的就是手中的刀利不利！
赵匡胤的陈桥兵变在历史上一直是个谜团，按照赵宋的说法，陈桥兵变的时候，太祖是不知情的，是被黄袍加身的。
这个说法若是放到其他时间段那是要被人笑话的，但是放到五代十国就很正常了，因为这是五代十国的一个传统。
后周太祖郭威，就是在北上抗辽途中发生兵变，将士撕黄旗披于其身，而被拥立为帝的。这样的兵变一旦成功，参与其中的将士就成为开国功臣而大获利益。因此兵变不仅对于其首领，而且对于将士们来说，都充满了利益的诱惑。
黄袍加身在五代十国不是个例，乱世让人们知道了一个道理，只有跟着强者才有未来！
周世宗柴荣意外逝世，留下了孤儿寡母，在五代十国这样的混乱背景下，根本就得不到大小军头的认同，将士们对后周的前途产生了迷茫，赵匡胤的武力成为了赵匡胤最耀眼的资历，陈桥兵变也就顺理成章了，至于说是不是赵匡胤策划的，真相已经淹没在了历史的长河之中。
赵匡胤出身官宦世家，不是一个单纯的武夫，以后的一系列操作展现了赵匡胤成熟的政治手腕，进一步稳定了人心。
建立宋朝后，对于关系政权安危的各类人员，赵匡胤都迅速给予赏赐与安抚。
首先是对参与或支持兵变的“开国功臣”，如石守信、高怀德、张令铎、王审琦、张光翰、赵彦徽等，以及策划兵变的幕僚和自己的智囊团，如刘熙古、赵普、吕余庆、沈义伦、李处耘等，分别予以重用；
其次是对原来后周的文式大臣一概留任，并对领有重兵的将领加官晋爵，如防御辽军至关重要的侍卫马步军都虞候韩令坤、前副都点检慕容延钊，以及驻守潞州的李筠和驻守扬州的李重进等等，这时都升了官。
同时封柴宗训为郑王，让他迁居西京洛阳，并礼遇原先臣属于后周的割据政权。
新建的宋朝只控制了首都开封及部分地区，各地节度使大多观望局势变化。后周昭义军节度使、驻守潞州的李筠是后周建国功臣，抗击北汉的主将，资历远高于赵匡胤，对赵匡胤代周建宋十分不满。但李筠不敢立即起兵，直到四月才与北汉结盟，率军向开封讨伐赵匡胤。赵匡胤先派石守信、高怀德等分道迎击，到六月亲率大军对付李筠，将李筠包围在泽州城中。破城之后，李筠投火自杀。
宋军继而进攻潞州，李筠之子李守节投降，赵匡胤平定潞州。
李筠举兵后，驻守扬州的李重进派亲信翟守询前往联络，试图联合李筠共同举兵。不料翟守询到开封向赵匡胤报告了这件事情，赵匡胤为了防止李重进与李筠南北呼应使局面复杂，便让翟守殉说服李重进暂缓发兵。翟守殉回去照办。赵匡胤还遣使赐李重进铁券誓书，稳住李重进。到九月李重进在扬州起兵时，李筠早已平定。赵匡胤派石守信领兵讨伐，十月赵匡胤再次亲征，十一月即攻破扬州城，李重进全家自焚而死。
赵匡胤平定李筠和李重进叛乱后，其他心怀不满而势力不济的地方藩镇只得屈服，赵匡胤基本稳定政权更替后的局势。
稳定了政权之后，赵匡胤开始考虑如何巩固新成立的赵宋，因为赵匡胤很清楚，一旦自己发生了意外，那么兵变不是可能而是一定。
建隆元年末（公元960年），在赵匡胤平定李筠及李重进叛乱后的某一天，他召见丞相赵普，问道：“为什么从唐末以来，数十年间帝王换了八姓十二君，争战无休无止？我要从此息灭天下之兵，建国家长久之计，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赵普精通治道，对这些问题也早有所考虑，听了太祖的发问，便提出问题之症结就在于藩镇权力太重，君弱臣强，治理的办法也无奇巧可施，只要削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天下自然安定。
于是就有了影响深远的安内方略-杯酒释兵权。
建隆二年（公元961年）七月初九日。晚朝时，宋太祖把石守信等禁军高级将领留下喝酒，酒兴正浓时，宋太祖突然屏退侍从。他叹了一口气，口吐苦衷，说：“我若不是靠你们出力，是到不了这个地位的，为此我从内心里一直念及你们的功德。然而，当天子太过艰难，还不如做节度使快乐，我整个夜晚都不敢安枕而卧啊！”石守信等人惊骇地忙问其故，宋太祖继续说：“这不难知道，我这个皇帝位谁不想要呢？
石守信等人听了，知道这话中有话，连忙叩头说：“陛下何出此言，天命已定，谁还敢有异心呢？”
宋太祖以自己为例，说：“不然，你们虽然无异心，然而你们部下如果想要富贵，把黄袍加在你的身上，你即使不想当皇帝，到时候恐怕也是身不由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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