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腐就像病毒一样，会引发很多并发症。特别是皇族宗室、贪官污吏、地主乡绅以私利为枢纽，捆绑在一起之后，就会加快土地兼并，进一步拉大贫富差距，造成贫者无立锥之地。
土地兼并的手段有多种，联合哄抬米价便是其中一种。到了灾年的时候，农民手中余粮不多。而皇族宗室、地主乡绅和商人却在这时候联起手来，囤积粮食，乘机抬高米价。
灾荒时间一长，农民手中积蓄自然就买不起高价米，为了活下去，只好把土地便宜卖出去，更有甚者，倾家荡产，鬻儿卖女。
国家机关是可以通过赈灾和打击哄抬物价来阻止这种情况发生。但在万历朝，国家财政困难，官员贪腐，根本无力抑制土地兼并，只能放任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当贫富差距指数远低于合理水平，且继续往下滑的时候，经济发展就停滞了。
一方面，最底层的人处于破产边缘，逐渐连米、布等生活必需商品都无力购买；另一方面，国家没有足够的粮食抛售，来抑制物价。这就造成消费萎缩，无法刺激生产，同时物价还在涨。
恶性循环造成的结果是，米价居高不下，而同时皇族宗室和地主乡绅手中有很多田地长期撂荒。经济的持续恶化很快引发政治危机。
金字塔最底层的贫民大概只有三条路可走。一种是不得不租种皇族宗室和地主乡绅的田地。而这些田地的租金是要比官田高很多的。这是因为政府手中的官田越来越少。土地资源已经集中在皇族宗室和地主乡绅手中。
失去土地等生产资料的农民只好支付高额的田租，成为佃农，为了裹腹，终日劳累，沦为地奴。
一种是成为流民，靠乞讨为生，悲惨者饿死路边。高淮乱辽时，大批辽人逃向建州女真统治的地区就是这个情况。因为在祖祖辈辈生活的土地上，耕者无其食,织者无其衣。
最后一种，聚众生乱，轻者据山为盗，重者揭竿起义。这最后成了大多数人的选择。世界上如果还有一样东西比穷还可怕，那一定是饿。
天下财富最后都集中到皇族宗室、地主乡绅和皇帝手中。皇族宗室、地主乡绅占大头，皇帝占小头。特别是百万皇族宗室，子子孙孙终身受禄，国家危难时不出一分一毫之力，反而成为土地兼并的推动者，不知养之何用？
在万历不舍得发内帑的情况下，户部又没有办法从皇族宗室、地主乡绅手中收到钱，只好进行加派来筹集辽饷。
战争的成本最终又摊到最底层的农民、佃农身上，造成贫者更贫。贫富差距指数越大，民变就越多，而镇压农民起义又要花钱，又要加派。恶性循环下去，最终只有死路一条。
大夏帝国第三种急着要救治的病是肌无力——积重难返的军事制度。大夏的军事制度就一个字——乱。先从卫所军户制说起吧。
洪武十七年起，大夏开国皇帝开始逐渐建立了卫所军户制。“广西布政使言，新设南丹等卫，岁用军饷二十余万，有所征不能供，帝命置屯田，稗军士耕种”，“三十年，令左都督杨文屯田辽东，而罢海运。”
卫所是军队的编制，卫通常有五千人左右，所小一点，100到1000人。卫所以城、堡为据点，城里兵多一点，堡里兵少一点。卫所的优点是将领不容易造反，一个卫才5000兵力，对皇帝构不成威胁。
再一个，大夏一直以来，外部最大的威胁来自蒙古。蒙古长期又处于分裂状态，对大夏更多的是小规模的军事行动。今天这个部落来几百骑兵掠夺一番，明天那个部落来几百骑兵骚扰一次。
所以边境上常常就是五千兵力的卫所和某个蒙古部落几百骑兵的互殴。虽然大夏这边稍落下风，但凭借城、堡的防御，也能打个不亦乐乎。但缺点就是不适应大军团作战，派系林立，难以协调。
军户就是以三户人家为一单位，列入军籍。军户的主要特点就不要钱。开国皇帝老朱曾经得意洋洋地说道：“吾养兵百万，不废百姓一粒米。”
这简直太好了，不花国家财政一分钱，却能建立起庞大的军事队伍。马儿很能跑，不但不吃草，还能自己饱。
卫所军户制主要是通过军屯来实现免费养军的目的。假设甲、乙、丙三户人家共10人被征为军户，抽其2、3人为守城堡，其余人耕种。
屯田的军户要向国家缴税税粮，称之为“屯田籽粒”，开始是每亩交1斗，又提到每亩交2.4斗，后来越来越高。
国家再把收上来的税粮，按照一定标准给军户发月粮。实际上羊毛出在羊身上。刚开始的时候，这种免费养军的办法，极大地减轻了国家财政负担。建国初期，屯田籽粒占到全国总税粮的43%。
卫所军户制的核心思想就是为了省钱，免费养军，兵农合一。刚开始的时候，看上去还不错。但世界上免费的往往是最贵的。
十多年后，靖难之变开始检验卫所军户制的实效了。朱棣以八千亲兵起兵造反，而建文帝拥兵百万。最后朱棣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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