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承志的想法很简单，既然是不对的事情，那就要改。
他不曾考虑过在政治体制上做一些变更，是多么大的工程，会产生多么大的牵扯。
乃至于为此支出的钱财又是多少。
“见死不救只是一件事情，具体，且光明正大，众目睽睽之下，好规定，好限制，好执行。”
郭鹏看了看诸葛亮，又看了看郭承志，缓缓开口。
“但是官员之间的事情，本也不是光明正大众目睽睽之下，更不具体，牵扯甚多，一旦规定下去，必将引起官吏大范围的恐惧、忧虑，他们会抵触，会想方设法回避此事。
这也会激化同僚之间的矛盾，无穷无尽的相互扯皮，推卸责任，互相指责，只会带来反效果，更重要的是，这样做会极大提升朝廷在这方面的钱货、精力的支出。”
诸葛亮低下头，不言不语，显然对此深有感触。
这样的事情，难道能指望地方官员自己纠正自己解决吗？
还是官官相护的可能性更大一点。
到时候还要朝廷派人去解决，那么就会极大的增加行政成本，朝廷会不堪重负。
毕竟这也不是一封邮件一个电话就能了解地方局势的时代，什么都要派人去看，派人去要车马，要时间，要旅费，这些都是支出。
贸然增加一些律法、规定，看起来简单，只是白纸黑字，其实里头都是钱。
没有健康的财政，玩不起中央集权。
魏帝国的财政目前来看还是充裕的、健康的。
郭鹏把税收抓的死死，还不断的开源，国库充裕，内库饱满，看起来是非常兴盛，但是谁知道以后会出现什么问题？
行政成本必须要压制，必须要控制，否则那么大的国土，迟早会把朝廷财政给拖垮了。
郭魏帝国强势的中央集权已经让帝国的行政成本十分高昂，继续增加，就很危险了。
郭鹏在延德十三年退位之前审视帝国财政支出的时候，发现用于官员薪俸支出和官员外出公干的公务费用已然成为了帝国财政支出的大头。
直追军费。
这是中央集权贯彻落实的情况下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这期间也不知道有多少滥用公帑的事情，所以郭鹏把增强税务部门这件事情留给郭瑾去做，把税务部门打造为强力部门，紧抓税收不放松。
否则这种程度的中央集权维持不了几代人，最多三代，朝廷财政不堪重负，中央集权就将衰落下去。
为了侵夺地方权力、贯彻中央意志，中央官吏的数量必须有所保障。
必须要保证人数足够，才能随时外派地方办事，监督地方、打压地方。
魏帝国的中央官吏数量远超秦汉，其中吏员规模更是庞大，远超先汉后汉两汉相加，大量中央吏员散步天下，奔波劳碌，为魏帝国的中央集权立下汗马功劳。
而这一切的基础，则是朝廷天文数字一般的薪俸、福利支出。
早期创业时，由于官吏数量少，郭鹏还能给官吏比较不错的待遇，发一些福利等等。
可是等到郭魏政权的官吏人数越来越多，吃皇粮的人数不断膨胀的时候，郭鹏就发觉财政上有点力不从心了。
这倒不是说浪费公帑的情况多严重，而是本身客观存在的人数就是那么多，就算完全廉洁，一点公帑都不浪费，也轻松不到哪儿去。
于是在延德四年五年之间，他顺应中央集权的潮流，顺手略微增加了一点中央官吏的福利，然后又顺手削减了地方官吏的福利。
他对州级、郡级大部分官吏的福利进行缩减。
采取不动上层不动底层，专门逮着中间层往死里怼的方式，削减官员薪俸支出，尤其是州级官吏的薪俸福利。
这是有道理的。
中央官吏是魏帝国中央集权的基本盘，削减他们的福利，打击面太广，也容易直接对中央朝廷造成威胁、冲击，他们的抗议会更加直接的带来压力，所以不能轻动。
地方基层，县乡村三级的小官小吏，他们是直接负责办事的办事人员，是承接中央意志贯彻落实的直接责任者。
削减他们的福利，也会影响到他们的工作热情，从而降低地方行政效率，也容易造成更大规模的腐败。
中间层级的官僚们，郡级和州级官吏，他们的数量挺多，福利挺好，但是由于被中央部门侵夺权力，所以做的事情反而不多。
对于一些胸无大志只想混吃等死的人来说，简直不要太妙。
可是对于帝国财政而言，花那么多钱养一个闲人，有意思吗？
削减他们的福利，对于帝国行政局面来说影响相对最小，不会影响行政大局。
也容易促使他们发现混吃等死不是长久之道，刺激他们，让他们知道不能当咸鱼，必须往上走，从而刺激这一层级的阶层流动，让这一层级始终无法稳定下来。
而他们的抗议和反对对帝国的威胁和压力也是最小的。
因为平时就不怎么负责，抗议起来那也是相对的软弱无力，好欺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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