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圣元年四月的京师舆论焦点，在原来的历史时空中，应该是属于尹焞的。
这个洛党领袖程颐的亲传弟子，在面临着无数读书人一生追求走向成功的终点——殿试的考场上，对于有违圣学与自己理想追求的考题，勇于作出旁人所不敢的罢考举动，不仅仅在行动与气势上对新党展示出了洛党永不妥协的主张，更是在考场中实际影响并鼓励了更多的学生，让他们敢于在试卷上写下自己真实或坚持的观点与想法。
接下来的几天里，所有的旧党人士纷纷为尹焞叫好，竞相邀请他去讲学作客，甚至还有人筹划着以举荐为官的方式来补偿尹焞罢考而失去的功名，他们要以士林的最好待遇高高捧起这个旧党精神的象征。
只是，在尹焞还没有享受几天他的一生中最为高光的时刻之际，随着吏部官员前往宣读秦刚的授官通知的那一刻起，士林舆论的焦点瞬间转移了。
因为，秦刚居然对这次的授官拒诏了！
原本来说，大宋朝的拒诏行为并不少见，但却只能是极有名望人士、或者朝堂重臣们的专利，比如说拒诏多次的王安石、司马光等，因为只有他们才可以有实力拒诏而不会被皇帝迁怒，因为即使皇帝认为他们的拒诏行为让自己丢了面子而想报复时，也得考虑天下舆论的影响。
所以，对于那些人的反对者来说，他们往往会从另一面来攻击像王安石、司马光这样的拒诏者，认为他们无非只是利用规则而故作姿态，以此博取名声罢了。
但是秦刚的勇气却是举目众睹的，任何想要提出质疑的人也不敢说，如果自己在他那个位置上的时候，是否也敢于做出同样的举动。
宋人极其重视个人的操行，为了侍奉双亲而辞官拒任的理由经常会被人接受，但是对于要侍奉老师的说法，虽然合乎礼仪，但却极少有人认为这也是同样的义务。
秦刚此时的表现，着实让太多的人意外，这会是怎样一个至诚至情的弟子啊？而正是这样的极端尊师行为，完全地遮盖住了尹焞为坚持师学而勇交白卷的所有光芒。
甚至还有人开始质疑起尹焞了，这小子，会不会在殿试的时候，面对这样的则考题，而拿不准自己能不能考得好呢？
更重要的一点是，随着殿试最终结果的宣布，越来越多的人从中已经看出，凡是受尹焞的英雄行为影响，在考卷上进行批判的考生，无一例外地都分在了四、五甲之列。虽然按说，四、五甲也算是同进士出身，但它们毕竟是差了一等，而且五甲进士依例都只能先行等待授官，意思就是朝廷的冗官太多，这时只能放在候补行列、排队等到要有合适的官位空出来才行。
如果只是正常的待授还算好，但是这次有了党争的因素在内，新党已经明确上了台，这些在考卷上表态自己拥护旧党的进士，谁能知道，会不会永久性地一直修补等待下去呢？
当然，绝大多数人在思考自己失败的原因时，是不会反省自己的冲动决定，而只会把原因归结到外部及他人的身上。比如这次，就要怪尹焞的当众离场行为，错误地影响了自己！
尤其是，再听说一些原本在省试时比自己名次低得多的人，只是因为在考卷上歌颂了熙丰新法，便能高中二、三甲，第一批得到了授官。
比如，高邮的士子张徕。
张徕在省试的发挥还算不错，考了大约一百二十名左右，登榜进入了殿试。
在尹焞当众交白卷离场之后，他并没有冲动，而是远远地从李清臣的气势以及御座之上天子的态度得出结论：新党与新法才是王道。
事实证明，他的宝押对了。在殿试的五百多人中，最终他的名次迅速上升，竟然飙进了三甲之列，可以获赐进士出身，更是获得了一个相当不错的授官：
官授左承奉郎，虔州安远县主簿。
承奉郎是正九品，这在往年一甲里都未必会有。更重要的是，安远也算是一个上县，他的官阶高了之后，这次而他所差遣的县主簿前面也无需再加“试”这个字。
得授官诰的次日，他便在高阳楼摆下一桌酒，请了他在京城所认识的朋友来庆贺。其实请来的人多是陪衬，只有一人才是他真正想请的，就是郭知章的次子郭洵。
张徕在经过开封府案之后开始醒悟——自己啥也没有、光凭意气与秦刚作对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哪怕那个孙溥心有不甘地再来找他时，他也坚决拒绝不再参与其中。
之后他辗转找了些关系，在国子监寻了个插班旁听的资格，开始一心求学备考。
国子监的插班旁听生的概念与今天相仿，也就是没有学籍，只是提供班级与教室学习而已。许多外地来京赶考的考生多会托请关系，寻找这种机会，一是有利于考前的学习，二是可以结识一些京中关系，为今后的仕途铺路。
而张徕的这次迟到的醒悟也令他有了意外收获，就是在国子监里，居然结识了郭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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