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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嵬之变是玄宗天宝年间中枢政局的一次大动荡，是唐代中枢政治内部不同政治集团之间长期斗争的结果。它的发生确非偶然，更不是个人之间的恩怨。由于安史之乱的爆发，天子播越，使这一斗争有了一个突发的缺口，从而使久蓄的矛盾斗争演化为京师之外的一次流血事变。这就是说，当时最欲意处死宰相杨国忠和杨贵妃的人，一定是同他们有尖锐矛盾势难两立的人物，那么，这个人是谁呢？
我认为，在天宝中枢政治集团中，恐非太子李亨及其集团中人莫属。
李亨是在李瑛被废后开元二十六年六月被册立为太子的。自他正位东宫之日，朝中权相，中书令李林甫就处处与他作对，据《旧唐书》卷10《肃宗纪》：“及立上为太子，林甫惧不利己，乃起韦坚、柳勣之狱，上几危者数四”。韦坚、柳勣之狱分别是在天宝五载正月和十一月间构织的，地方军将皇甫惟明、王忠嗣等均被罗织其中。表面上看，李林甫数兴大狱构陷李亨，是因他曾附顺武武惠妃、劝立惠妃之子寿王瑁。实际上这也是唐代太子的特殊身分地位所决定的，陈寅恪先生说：“凡唐代之太子实皆是已指定而不牢固之皇位继承者”故李林甫之倾动东宫亦即宰相与太子之间产生矛盾本不难理喻。数次大狱，李亨都颇觉威胁，为求开脱与自保，他先后同韦坚之妹、太子妃韦氏和柳勣之妻妹、太子良娣杜氏离了婚。残酷的政治斗争，使李亨未老衰，他与宰相集团之间矛盾之尖锐，可见一斑。李林甫之后继任的宰相杨国忠对待李亨的态度无丝毫改变。事实上，李林甫在位时数务构陷太子都有他积极参与，据《旧唐书》卷106本传载：
时李林甫将不利于皇太子，掎摭阴事以倾之。……以国忠怙宠敢言，援之为党，……自是连岁大狱，追捕挤陷。诛夷者数百家，皆国忠发之，林甫方深阻保位，国忠凡所奏劾，涉疑似于太子者。林甫虽不明言以指导之，皆林甫所使，国中乘而为邪，得以肆意。
由此可见，天宝年间宰相集团与太子集团之间的矛盾较量已非一朝一夕之事。至于天宝年间何以会出现李林甫、杨国忠这样的权相，实为天宝中枢政局之一大问题，因无关本文宗旨，此不赘述。
天宝十四年十一月，三镇节度使安禄山举兵叛乱，对天宝中枢政治结构造成了强烈冲击。宰相与太子集团之间的斗争不仅未因安禄山叛乱而消弭。反倒因政局的风云激荡使这一斗争增添了新的内容。换言之，这一中枢政治斗争转而围绕安史之乱而展开了。安禄山打出的“诛杨”旗号，更为这一政争掺入了浑水。
叛军南下后，来势凶猛
。当年十二月十三日，攻占东都洛阳，全国局势急剧恶化。玄宗于十二月辛丑颁布亲征制书，制令太子留守京师，担当监国重任。此事引起了杨国忠的极大惊恐。据载：“玄宗闻河朔变起，欲以皇太子监国，自欲亲征。谋于国忠，国忠大惧，归谓姊妹曰：‘我等死在旦夕。今东宫监国，当与娘子等并命矣。’姊妹哭诉于贵妃。贵妃衔上请命，其事乃止”。杨国忠担心太子监国成为事实会使太子地位得以巩固危及杨氏一门，故力阻玄宗亲征。结果，因其从中作梗，太子大有希望的监国之任成为泡影。这一亲征风波当然反映出双方斗争较量的内容，太子并未因此善罢甘休。暗中的较量仍在紧张、激烈地进行。
高仙芝、封常清兵败被诛后，原河、陇节度使哥舒翰被委以东征军副元帅之职出镇潼关。这时，“素有雅称，风格秀整”、挂名征讨元帅的荣王李琬“忽然殂谢”，看来，荣王之死确有跷蹊，时人都若有所失。而后哥舒翰的身份却成了“皇太子先锋兵马元帅”，这似乎是说，玄宗亲征未果，却要令“皇太子统兵东讨”了，只是太子乃“君之嗣嫡，不可帅师”，故以哥舒翰为先锋兵马元帅。特讨兵马冠以皇太子兵马的名义，说明太子已在名义上控制了这支镇守潼关的大军，这也许反映出，太子李亨因征讨叛乱拥有了对军队的控制权，后来的事实的确也可证明此点。正因如此，两大集团之间的较量转而又围绕着潼关战事展开了。
潼关守军中，以王思礼为首的一股势力企图通过哥舒翰回兵诛杀杨国忠：“思礼白翰谋杀安思顺父（？及）元贞，于纸隔上密语翰，请抗表诛杨国忠，翰不应，复请以三十骑劫之，横驮来潼关杀之”这一动向，引起了宰相杨国忠的警觉不安。杨国忠遂奏请选监牧小儿三千于禁苑训练，令剑南军将李福德、刘光庭等负责，另新募兵万人以亲信杜乾运统领，驻于霸上，“名为御贼，实备翰也。”不难理解，杨国忠所防备者，乃已为太子先锋兵马的潼关守军；更何况，王思礼、哥舒翰都是当年与太子李亨关系密切的河西节度使王忠嗣的部下。我认为，军中诛杨之动向与杨国忠的防范，其实正反映出两大集团之间斗争较量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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