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妈终于进入了她人生的第四个圈层，在这个圈层里，她的人生开始有了挣扎，也开始促使我有了更多的思考。
尽管在镇上的时候，我们已经开始辨别起了钱的真伪。毕竟，已经有人开始制造各种假币，在这个社会上流传。因此，我们不得不面对和接受在拿钱和找钱的时候，小心应对。这是我们当时需要面对的一种自然。
在镇上的时候，我不仅学会了算钱，还学会了在算钱的时候人们会展开的各种作弊手法。尽管发自内心地认为这些作弊手法很不合适，但我发现，知道这些作弊受法本身就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它至少提醒了我，即使我自己不这么做，并不代表别人不这么做。适当留个心眼，还是比较需要的。
同样是在镇上的时候，我开始接受了私人财产有效保护的意识。我看到了各种柜台，看到了柜台上的各种各样的东西。所有的东西，都让我知道了一个概念：当我们用一种很清晰的方式将一些事情表达出来的时候，大家尊重私有财产相对有意识多了。
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我们在农村的时候，人们的东西被偷了，大家往往喜欢表达为被“拿”走了。而我们在镇上的时候，人们的东西被偷了，大家都喜欢说那是被偷了。大家深恶痛绝地认为那是偷窃行为。在农村的时候，似乎很少有人上升到偷窃的程度来认识相关问题。
我想，也许，当时的我们，真的是太重视亲情关系了吧？毕竟，十里八乡如果稍微说说都是沾亲带故的。因为沾亲带故，即使心里认为对方是偷了东西，也不想去说对方偷，而委婉说成“拿”。这种委婉，又在一定程度上让一些人养成了各种顺手“拿”的习惯。
我想起了我们小时候在家里，放在柜子里的一袋糖果。等到我妈去取的时候，那袋糖果的塑料袋上已经出现了一个洞。因为那个洞的存在，洞旁边的糖果出现了霉变现象。这就是有人“拿”的结果了。
必须说，在农村的各种“拿”往往都是动作很小的，也许是顺手摘几个果子，挖一个地瓜这一类型的“拿”。我在德州的时候，曾经有一个保姆，很不在意地告诉我他们村里有人种辣椒大棚，他们村里的人都是直接顺着大棚沿路摘回去做菜吃，根本不给钱。这种做法，我认为不合适，但保姆觉得所有人都是这么干的。我想，也许这种“拿”也是一种大家认为的理所当然？在我们看来不应该出现的事，在他们看来是正常的一种行为乃至正常的交流？
到了城里之后，我看到规则开始变化了。那些衣服敞开了放在一个又一个的棚子里或者屋子里，人们可以随便上手去摸、去看、去试。但是，大家好像突然之间就文明了一般，知道不付钱就拿走是存在问题的，是违法犯罪行为。于是，大家都只是在看，只是在试，只是在确定了相应的选择之后付钱带走相应的商品。
这是一个非常神奇的过程。从农村里很多人根本就没有将一部分劳动的成果当成“商品”，只是大家相互之间的一种默契在互相“拿”，到镇上有人已经懂了新的商业规则，有人还处在农村“拿”的状态中没有反应过来，于是有了相对较为清晰的“防”的手段。到城里大家都渐渐清楚了所有的东西都有自己的归属，即使没有任何清晰的“防”的措施，也会主动不去碰触那些看起来应该有主的事物……我在这些里面，想起了“梨虽无主，我心有主”的故事，也渐渐开始明白了，原来，各种阶段，也许都是不同的游戏规则群体。在各种不同的游戏规则群体中，有他们一套约定俗成的游戏规则。喜欢那套游戏规则的，可以在那套游戏规则下玩耍，不喜欢那套游戏规则的，可以选择更加适合自己的游戏规则去生存和发展。这大约也是人对自然的一种随顺。
我妈很显然是不喜欢农村那种界限难以分明的游戏规则的，因此，她不断在努力调整自己的圈子。这种圈子的调整让她感受到了吃力，但也让她渐渐开始更清楚地知道了，如果我们的人生要变得更好，最好的方式是将我们托举到更好的生存和发展环境中去。
至于什么样的环境才是更好的生存和发展环境，我妈也难以说清道明。她也是在不断摸着石头过河的状态中，用尽自己所有的力气，一步一步努力前行，不断验证着未来不可预知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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