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完颜宗磐领兵攻打保州，新汉朝对高丽的这一次大规模劫掠可谓是有备而来。
毕竟从几年前梁山水军时代，王伦就定下了打通与高丽、日本倭国海贸航行的规划，故而蓬莱水师、枢密院参谋司通过对高丽持续不断的各种情报搜集，已经制定好了非常详细的作战、掠夺计划。
最高兴的就是新汉朝的驿部官员，兵部和枢密院不断裁撤前宋禁军、厢军等，前后罢撤营号七十多个、改兵籍为户籍的前宋官兵，已经将近二十万人。
这些人大部分都发放了一笔遣送费，然后归乡务农，兵部与各地都督府也会协助退伍官兵，在生活上给予一定帮助。
还有些前宋官兵则摇身一变，成为工程兵，负责各地水利、道路、驿舍修建维护的工作。
但总体而言，驿部还是缺人，因为按照尚书省的规划，天下官道每十五里一小驿，每三十里一大驿，但这只是纸面上的要求，并没有落到实处，因为朝廷没钱也没人。
阮小二带领的朝廷水师，四个多月的时间，前后抢掠近七万高丽青壮、妇女四万余，驿部尚书胡舜陟的要求也不高，给他两万人，他就能够将河南行省的驿站体系一直修到湖北行省，连通四川行省去。
胡舜陟是徽州丹阳府绩溪人，赵佶大观三年的进士，从地方教谕渐渐做到了监察御史一职。
大宋或许有很多不足，但是在监察御史的挑选上面很有一套，选出来的都是脾气倔强、不畏权贵、敢进言敢冲锋之士，故而王伦观察了他一段时间后，便将他提拔了起来。
要整顿赵佶为帝二十余年天下形成的风气，非得用猛人、猛药不可。
胡舜陟就是这样的一个猛人，在政事堂据理力争，一开口就问许贯忠要五万高丽青壮修路，把许贯忠也给惊到了。
由于引进高丽奴，王伦一开始就定下了基调，这些人就是来华夏做苦力重劳力的，故而工部的一些作坊需要人手、户部下属的一些矿场需要人手、水利部门需要人手、连工部下属的船场也需要人手。
而且这些高丽奴，有一部分是民间商船武装船队抢掠来的，朝廷已经许可在蓬莱府、宁波府设奴市，让民间作坊、富户参与买卖了。
于是工部、户部以及驿部尚书们就在政事堂争吵了起来，一直吵到了每月两次的大朝会上。
偏偏有个侍御史跳了出来，谏言称国朝威临天下，怎么能干人口奴隶买卖这种烂事？天子宜宽宥高丽，毕竟已经称臣，应该将被掳掠的高丽青壮男女，或遣送归国，或纳入朝廷黄册，使之成为新汉百姓。
王伦像看白痴一样看着这位，一众高官也都用奇怪的眼神看去，修路挖矿这种人间最苦的事，有免费的奴工不用，难道还要用我朝的汉人？
于是这位侍御史非常光荣地被王伦当场勒令致仕，吏部光速一般通过，百官的注意力再次放回到几位部寺高官的争吵上。
这是今年来，被王伦勒令致仕的第四个在京官员。
时文彬在临洮府开互市，稳住了也受新汉朝册封的青唐吐蕃诸头领，吴用则集结了西海的高原诸部，对宣化府南部发起了一次袭掠。
这次抢劫很成功，吴用从宣化府就抢夺了三千余匹马、数万头牛羊，并赶在西夏宣化府诸军赶来之前，沿着祁连山撤回。
宣化府的党项兵不敢深入追击，这让吴用设伏的计划落了空，于是从祁连山从容不迫地退到了山南，并回到西宁府，组织了一场官方的收购。
跟着吴用翻过祁连山的诸部牧民们，都获得了从河南、河东、陕西、四川等行省紧急调运而来的粗布、粮食、酒、铁锅等生活物资，开开心心地回到了各自部落的游牧地。
而吴用则通过这一次成功的抢劫，继续派出慕容宥连等人，向西海以西、以南联络吐蕃诸部，并放出了话，只要跟着朝廷抢掠党项人，就有肉吃！
这让原本对汉朝充满了戒备和敌视的高原诸部顿时疯狂了起来，由于吐蕃王朝在唐朝末年的分崩瓦解，青唐吐蕃迅速成为一盘散沙，高原诸部始终无法团结起来，缺乏足够的组织力。
大宋对于吐蕃的应对方式，是不断吸引吐蕃人内附，这个过程太缓慢，吴用则以利引诱，驱逐吐蕃打党项，反正出力的不是汉朝，获利的却是吐蕃诸部与朝廷，何乐而不为呢？
到了六月下旬，就在阮小二领水师冲向耽罗岛时，吴用在西宁府西面，又招募来了一万多吐蕃牧民，甚至有牧民从羌塘、马儿敢等地区闻讯赶来，皆自备马匹，携带着破旧的刀弓，要参加这一盛事。
于是就在鸣梁海战爆发的前后，吴用再次领一万五千余牧民、从陇南行省闻风赶来的汉人边民等，从西宁府西北借道，闯入了西夏西凉府境内。
西夏国主李乾顺如何看不出来，这是突然强势起来的新汉朝在背后捣乱？但他不敢直接派使者说出来，原本他以为，西夏可以趁着金国灭辽、大宋西军被抽调继而两次北伐惨败的大好机会，让西夏的疆域和国力再进一步的。
但新汉朝在兰州皋兰府、西安州两个方向的反击，耶律延禧对黑水镇福军司的骚扰，让西夏疲于应付。
但他还是派了使者，前往广武县拜会史文恭。史文恭代表朝廷提出了要求：增开在皋兰府的互市，增加西夏每年出售给朝廷的战马数量，他也会尽量勒令吐蕃人等，不得随意翻越祁连山。
至于吐蕃诸部听与不听，不好意思，我汉朝还没有这个影响力，不敢保证。
消息传回到东京城后，便有几个官员上奏折，表示西夏也是西北大国，朝廷不宜相逼太甚，万一西夏倒向金国，与我中原大不利啊！
上疏的两名官员被王伦直接罢免，另外几人贬官岭南。
王伦觉得被大宋百余年积弱导致了许多前宋官员有一种心态，那就是万事不敢过分，他们不敢要求西夏克制，反而要求朝廷忍让。
以西夏在西北与中原的百余年战争和矛盾，一旦汉金战争爆发，西夏不倒向金国才怪了，跟汉朝忍让没有任何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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