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初秋。深圳市某监狱。细如牛毛的雨丝打在牢房玻璃窗上，化作了数串雨珠直流而下，使人感到沉网和孤独。这是一间三平方米大小的女犯单人牢房。除了地板上铺着一张席子，一条薄被和墙角的一只便桶外，就什么都没有了。
女犯江萍坐在席子上正在梳妆，她平稳而熟练地梳理着头发，又用手指舒展一下眼角。从她的动作表情上几乎看不出她是个犯人，倒象在演出前精心打扮的女歌星。这时监房外传来了脚步声，江萍抬头向外望，站起身来。女看守用钥匙打开了牢门，不久后法官宣读了执行书，随后她被押赴刑场……
1977年的一个夜晚。在深圳市的一个亭子间里，四个女孩子围着一张小方桌边喝着麦乳精边谈有二个多小时了。四个女孩对前途都充满各种退想。她们是建筑工人，成天爬脚手架，与油漆、水泥、黄沙打交道，这个工种当时的社会地位是不高的。她们议论也很现实，什么“准备将来去读大学”啦，“发挥女性优势，找个好丈夫”啦，等等。江萍那年刚好二十，她却觉得这种议论与现实差得太远，毫无意义。
放在五斗橱上的“三五牌”台钟敲了七下，想起女伴朱丽琴邀她今晚务必去一次。她急忙出来，匆匆登上电车而去。下了电车，江萍来到朱丽琴的家里。不巧，朱丽琴还未回家。正当她失望地想离去的时候，朱丽琴的哥哥朱杰却热情地请她进屋坐会儿。
“你不是很崇拜这一带撑市面的何富强吗？今晚他正好在我家聊天。”
“真的！太幸运了！”江萍有点喜出望外。
几年前，她就听说这一带有位叫何富强的人如何刚强仗义，豁达耿直。她却一直没有见过。今天她能与这位“乱世英雄”见面，不整然心动。
她步入客厅，看见临窗的桌子旁坐着一位英俊酒脱，二十八、九岁的男子，高高的个子，白皙的脸。
“介绍一下，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何富强。”朱杰指着江萍说：“这位是我妹妹的朋友江萍。”
江萍想象中的何富强应当是一位高大魁伟的鲁莽汉子，而眼前这位竟是文质彬彬的白面书生，简直出乎意外。
“今天你们有幸在这里相逢，想必是天赐良机吧！”朱杰的俏皮话说得江萍脸上热烘烘的。
“也许是丽琴故意安排的？不然她怎么偏偏不在家？”江萍蓦然闪过这个念头。
“何大哥在什么地方工作呀？”江萍寒喧着。
“街道小厂，混饭吃嘛！”何富强直率地说。
“他可是被社会埋没的人才呀！”
朱杰插话说：“他有个叔叔在海外，迟早要出人头地的。”
江萍听了这话心里一跳，暗暗瞟了何富强一眼。
“哪里！哪里！”何富强谦逊地摆摆手，轻声地嘘了口气。
不知是同病相怜，还是“海外”这两个字有吸引力的缘故，两个人说话十分投机，都有相见恨晚的感觉。
朱杰见他们谈兴正浓，推说去准备夜宵，悄悄地溜走了。屋里额时空荡荡地剩下了这对青年男女。江萍用期待的目光打量着何富强。虽然，眼下她还与另一青年周金华保持着某种关系，可那算不上什么恋爱，何况小周哪能和眼前的何富强相比呢？想到这里，江萍的脸忽然红了。她心中想说的话却一句也说不出来了。
何富强意识到有一道灼热的目光向他射来，他慢慢抬起头，从眼神中，何富强明白了江萍的意思。
“我们出去走走？”何富强发出了邀请。春风沉醉。两个人默默地在江畔走着。
时针指向十一时了，江萍的母亲坐在沙发上等女儿回来，沙发边茶几上放着一封信。雪白的信封上写着江萍收，下面署着周金华的名字。母亲认识这个小伙子。一年前江萍在技校还未毕业时就带他来家玩过。以后两人一直来往。她对这件事一直不满意，她从周金华的穿着打扮看出他家境不怎么好。多年来，母亲一直把女儿看作自己的希望，因为她音质好，嗓子清脆，将来一定会有发迹。发现这个小伙子给女儿写情书，母亲有一种预感，好像他会把女儿夺走。
母亲听见轻轻的脚步声，刚刚站起身，门铃就响了。“这么晚了，你到哪儿转去了？现在该有分寸了！”
“我懂！”
“光懂得有什么用。”母亲责怪着，手指着茶几上的信说，“又给你来信了，那个周金华，你至今还与他往来，你真喜欢他？！”
“我们只是玩玩而已。”
“玩玩？我的小姐，你也太随便了。难道等将来跟他去喝西北风？”
“烦死人啦！我可没说过要同他结婚。”江萍抓起茶几上的信往卧室走去。
江萍躺在床上，打开台灯，她撕开信封，抽出信纸看下去：江萍：打了几次电话，写了无数封信，都不见你的回音，不知你身体可好，真想你呀！我永远忘不了那个日子，半年前的今天，我们过得多愉快呀。谢谢你，我太高兴了，你那天肯定吃了一惊，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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