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商业化方面，整个南境地区所展现出的商业化进程至少比大秦之前所遵循的标准推进了上千年之久。高要深知其重要性，甚至还专门为此制定了相关法律法规。也正是在公子高自称为秦王之后，高要才有足够的底气和权力来彻底抛弃原有的商业管理体制，并推行全新的、更为先进合理的制度。
高要并没有刻意大幅度提升商人的社会地位。他秉持着“商即民，民即商”的理念，认为两者之间不存在本质上的地位差异。与此同时，他还大力削减了商业税原本的征收模式。在此前的商业税体系中，地方政府通常会抽取将近三成至五成的利润作为税款。这种高额的税收对商业活动造成了严重的抑制作用，并且这种情况一直在持续。从东汉时期开始，一直延续到两晋时期，商税的压力始终存在。
以三国时期为例，当时有许多声名显赫的大商人，如糜竺、甄家和鲁肃等。他们虽然拥有庞大的财富和广泛的商业网络，但实际上大多只是局限于某一地域，依附于某位君主，在特定范围内开展经营活动。他们的生意想要覆盖全国几乎是天方夜谭，而导致这种局面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便是沉重的税收负担。
一单生意所产生的利润一百贯！其中整整一半会被直接抽走。即便如此，剩余的那一半也并非能够全部落入商人囊中，因为还需要考虑到人吃马嚼等各种开销费用。
而且这当中尚未把路途之中所要承担的风险、物品的损坏以及磨损等因素计算在内。要知道，这些成本可不菲啊！正因为如此种种原因，所以世上根本不可能存在那种足迹遍及天涯海角的超级大商人。对于那些从事长途贸易的商队而言，情况更是不容乐观，他们往往辛苦奔波一场，到头来却只能赚到寥寥无几的钱财，甚至一个不小心，连自己的身家性命都有可能赔进去。
值得一提的是，在高要大力倡导并推行的全新商业税赋政策之下，商人的纳税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往近乎于抽取一半利润作为商业税的模式已成为历史，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根据交易额来抽取一定比例提成的方式。
这种变革意味着，原本单一方向的税收如今演变成了双向征收——无论是买家还是卖家，只要有交易行为发生，都会面临缴纳商业税的义务。不过，好在双方所需承担的税率相加起来总共仅有百分之十而已。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提到的并非利润的百分之十，而是交易额的整整百分之十！如此一来，商人们自然会更倾向于出售那些价格高昂的物品，比如丝绸和酒水之类。因为这类商品的利润相当丰厚，往往能达到成本的两倍以上。即便在交易时其中一方需独自承担这百分之十的费用，从长期角度看或许对整体发展存在一定弊端。
但就当下的南境而言，却无疑是一桩天大的喜事，它能够让本地的货物以更快的速度销往外地。毕竟在巨大利益的诱惑面前，众多商人哪怕面临战争局势，都会甘愿冒险翻山越岭地从事商业活动。与此同时，高要还巧妙地将粮食、盐、铁以及各类矿产资源等几乎尽数垄断在了自己的掌控之下。
不仅如此，他推行的土地公有化政策更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近乎彻底斩断了后世因土地问题而有可能衍生出世家大族的潜在可能。这种前瞻性的举措，无疑为南境的稳定与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百姓从官府或地主手中租赁土地耕种，而这些土地的租金却出人意料地低廉。每到年末，官府都会根据前一年的粮价情况，精心制定出下一年的土地租金标准。这种灵活且人性化的制度，给百姓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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