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不详”，是一种比较委婉的说法，暗指其母并非“正经人家”的女子，多半是娼妓、戏子一类，否则，那位四品大员完全有能力将其母纳为小妾。不过，喻雅仙自幼的生活状况还算可以，出生后就被生父以领养为名收在府上，有奶妈、娘姨照料。十六岁时结识了生父的一位好友之子凌鸿川，凌是留洋海归，与一美国商人合伙在公共租界华德路经营一家实力蛮强的洋行，财大气粗。凌鸿川是单身，但身边从来没缺少过女人，都是年轻貌美的富家小姐，个个能用英语对话，最后一点据说是学宋子文的样。凌鸿川与喻雅仙一见钟情，不久，喻雅仙未婚先孕，二人随即结婚，婚后生下女儿凌宝珠（即此案受害人喻宝珠）。
有这样的家境，凌宝珠的童年自然也是过得十分滋润的。凌宝珠七岁的时候，这份滋润日子到了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公共租界被日军占领，汪伪政权没收了同盟各国在沪侨民的产业，凌鸿川与美国商人合伙经营的洋行也在没收之列。其时，凌鸿川与喻雅仙曾经有权有势的父辈已然作古，产业又遭没收，一时无依无靠，一家子的生活质量大大下降。
凌鸿川因此对日伪恨之入骨。不久后，凌巧遇中学时代一位马姓同学。马某系“军统”派沪的行动特工，得知凌鸿川的遭遇，便将其拉入“军统”组织。凌自幼拜师习练武术，在美国受过高等教育，又有长期经商的经验，算是“军统”里的特殊人才，稍加训练，即成为一名身手不凡的行动特工。可凌鸿川的运气不佳，加入“军统”不到三个月，就在执行刺杀日军军官任务时受伤被捕，次日死于刑讯。
日本宪兵队与汪伪“七十六号特工总部”随即出动，缉拿凌鸿川的亲朋好友，以追查其上下线，企图将“军统”在沪地下组织一网打尽。马某因此被捕，不久亦遭杀害。他被捕前已向上峰急报，要求对凌鸿川的遗孀和女儿妥加保护。“军统”上海区行动迅速，及时将喻雅仙母女转移到浦东惠南镇，以小学老师的身份作为掩护。喻雅仙被迫改名换姓，“良民证”上的姓名叫“臧芝香”，女儿凌宝珠也改名为“臧宝萍”。直到抗战胜利，母女俩返回上海市区，喻雅仙才恢复原名。
在浦东惠南镇这段时间，喻雅仙与同在一所小学当老师的曾显聪好上了。曾显聪是沪上颇有名气的电气器材商曾伯堂之子，人称“电气小开”，和喻雅仙一样，也是来此地避祸的。喻雅仙大概是有了嫁给曾氏的想法，没让女儿恢复原姓，而是随了母姓，从此便叫作喻宝珠。
回到上海市区后，喻雅仙的亡夫被“军统”追认为烈士，发给一笔抚恤金。喻雅仙向“军统”提出，要求追回当初被日伪没收的洋行财产，却气得差点儿吐血——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没几天，美国军舰刚停泊在黄浦江上，凌鸿川的那位洋行合伙人卡特先生即通过美国海军出面，抢先把洋行财产从日本人手里收回，还顺带把凌鸿川在大西路上祖传的一幢花园洋房也作为洋行产业给收回了。美国海军按照卡特的意思，为其出具了一纸产业证明，在国民党的“前进指挥部”开进上海接收敌伪资产后，卡特凭借这份证明，把洋行和花园洋房等不动产全部折价兑换成黄金，然后搭乘美国军舰回国了。
如此一来，喻雅仙和女儿就成了无家可归之人，暂时寄居在新闸路叔父喻鼎举家。幸亏也已返回市区的“电气小开”曾显聪施以援手，在征得其老爸同意后，把自家产业中的一套位于重庆南路仁安里的房子提供给喻雅仙母女居住，并为其提供日常开销。
曾显聪是有妻室的，其妻汪西凤系沪上大营造商汪呈祥之女。其时汪老板已经病逝，家资与产业由其四个儿子共同继承。据说曾显聪与汪氏多年不睦，两口子要么家暴，要么冷战。家暴并非男暴女，而是汪西凤对丈夫作河东狮吼。按说以曾家的实力和社会关系，应该是不惧汪老板的，但曾伯堂一向讲究和气生财，又好面子，而汪家四兄弟又都是帮会人士，据说与官方的关系也十分密切，所以不敢对汪家如何。曾显聪作为纨绔子弟，自然不可避免地染上了寻花问柳的恶习，从老婆那里得不到温柔，就在外面加倍荒唐。直到去浦东惠南镇避祸遇上喻雅仙后，方才收心。
抗战胜利后，他立刻聘请律师与汪西凤打起了离婚官司。汪西凤的狮吼已不像过去那么有底气了，她的四个兄弟中，有一个抗战期间与汪伪“七十六号”有染，被国民党政府逮捕法办，判处死刑；而汪家的大半财产也被作为敌产没收，剩下的汪氏三兄弟气焰立降，汪西凤也跟着降温。这更是让曾显聪对离婚志在必得。不过，汪西凤娘家一致认为不离为好，聘请了上海滩一个被称为“法界勾兑大王”的郁姓律师从中斡旋。郁律师的“勾兑大王”并非浪得虚名，他收了钱钞，积极性很高，工作效果显着，明明法院已经受理了案件，却突然退回，让原告一而再再而三补充材料，这一补充就花了半年时间。然后等待开庭，又是一等再等，好不容易开庭了，竟然判决不准离婚。到1949年春夏之交上海解放时，案子还在原告方的上诉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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