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司决定利用美军的轻敌心理，采取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的战略部署。命令宋时轮率领第9兵团下辖的第20军、第26军和第27军前往长津湖隐蔽待命，以逸待劳，待美军深入伏击圈后，再发起歼灭战。
11月3日，中央军委下达命令，要求第9兵团率领20军、26军提前进入东北。接到命令后，第9兵团官兵们轻装简行，迅速前进。无论是指挥员还是普通士兵，都没有在意自己只穿着单薄的衣物，肩上扛着的弹药，背上携带的给养是否充足。他们坚信，抵达东北后，兄弟部队会为他们提供补给。
然而，11月6日，当他们抵达山海关时，第9兵团突然接到军委的紧急电令，要求他们不再在沈阳和辽阳停留，而是直接经过沈阳，从丹东入朝参战。
突如其来的军情变化令指战员们大感意外，他们完全没有办法在途中补给物资了。列车抵达沈阳后，东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贺晋年，在车站看到第9兵团的官兵们没有配发棉鞋、棉帽，只戴着大盖帽，脚上穿着翻毛皮鞋，也没有大衣，顿时惊愕不已：“这怎么得了！怎么得了！穿单衣去朝鲜，不要说是在冰天雪地里打仗，就是在屋里睡觉也不行啊！”
贺晋年要求紧急停车两小时，以便从东北军区部队调拨厚棉衣和棉帽。他将日本投降后缴获的5万件棉大衣全部拿出，还动员自己部队的干部和战士立即脱下冬装，换给南方来的战友穿。因此，电影中“车站工作人员脱下衣服扔给7连战士”的情节，是有历史依据的。
即便如此，第9兵团的物资补给依然极为不足。
《20军长津湖战役简报》中有这样一段记载：由于我军入朝仓促，一切冬季物资未能补充齐全，如我军棉鞋、棉帽、棉背心、大衣，除一个师大部领有棉帽外，其余均未能穿上，弹药和手榴弹全军平均每人只有二个，兵站未能及时设立，所以粮食未能运上。
一下火车，十几万身着华南温带冬装的官兵立刻开始抑制不住地发抖，连宋时轮和陶勇也在不停地哆嗦。而此时，九兵团的团级以上干部们还没有领到棉衣。刚入朝的第一天，两位将领就察觉到情况不妙，竟然冷到这个地步，首日便有七百人因寒冻伤！
他们后来才得知，1950年的这个冬天是朝鲜五十年来最寒冷的一个冬天。地上的积雪深达一尺，白天最高气温也仅为零下二十摄氏度，夜晚的严寒更是难以想象。
而他们所在的长津湖战场，是朝鲜北部最严酷寒冷的地区，海拔平均在一千至两千米之间（类似中国的避暑胜地庐山），林木密布，几乎无人居住，只有几条山间小路供通行。
九兵团仓促入朝，每个班的十几个人却只有一两床棉被，到了夜晚，士兵们不得不将棉被铺在雪地上，十多人挤在一起，相互依偎，用彼此的体温来抵御零下45摄氏度的严寒。别说保暖了，不被冻僵已经算是万幸。每天早上点名时，队伍总会短上一大截……
部队最为痛苦的莫过于后勤供应跟不上。
东线只有一条山间公路可以勉强走车，时常被美国飞机在空中监视和袭击。
27军四十多辆满载物资的卡车，很快便被凝固汽油弹烧毁殆尽，部队只好亡命徒一般轻装前进。在如此严酷的寒冷条件下，即便是摄入大量高热量食物也难以顶事，可部队连能充饥的冷土豆和炒面都供应不上。
有的女同志为了背一袋粮食上山，竟然累得吐血。战斗打响后，投入战斗的志愿军部队中，有的少则两天、多则九天没有吃上一口热食。为了避免敌机侦察，连火都不敢生，饥寒交迫的战士们连热水都无法喝上一口。
武器装备的情况也极惨。
东线位于高寒山区，作战条件异常艰苦，每一发子弹、每一份干粮都必须由士兵肩扛背驮地运送上去。20军的步兵每人仅携带了80发子弹，而由于地势险峻，大口径火炮难以运输，只能全部弃置在鸭绿江以北。
部队被迫携带中小口径的迫击炮上山，可炮弹又带不了多少，82迫击炮只能带弹90发，60迫击炮只能带60发，手榴弹居然成了重武器。这仗是真难打了。
宋时轮和陶勇无计可施，只能让26军留在二线，前线的两个军连基本的粮食供应都无法保障，怎么可能再增加一个军呢？现在，现代化战争又向中国的将领们提出新课题了，从建军之日起就一切取之于敌的中国军队，开始领悟到现代化后勤体系的极端重要性。
1950年11月5日22时，北京发电，明确指示第9兵团入朝后由志愿军总部统一指挥。翌日10时，志司向宋时轮、陶勇传达任务和行动部署，并将该电同时转发给正在黄草岭地区掩护第9兵团推进的第42军。
志司在接管第9兵团指挥权后，首次提出了东线作战的完整构想：
以第1陆战师为主要打击对象，优先消灭其两个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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