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1月25日-4月21日，抗美援朝战争第四次战役，历时87天。
第三次战役结束后，朝鲜战场出现了短时沉寂。
美军派出的侦察分队也没有发现中朝军队有发起攻势的动静。在阵地前方10公里范围内，甚至没有发现对方军队的存在。
布莱德雷回忆，那些天，他和五角大楼其他高级将领紧张得“都屏住了呼吸”。他们实在不能确定，李奇微能否顶得住中国军队的再一次进攻。
然而，李奇微却有自己的判断和计划。中朝军队之所以没有继续向南追击，反而主动与“联合国军”部队脱离了接触，只能说明一点：他们已经没有能力向前推进了。他断定在短时间内，中朝军队不可能恢复攻势行动，这正是第8集团军转入反攻的极好机会。
双方都在利用这段时间，筹划和准备下一次战斗，并且不约而同地将着力点放在进攻上。
但是，双方在进攻发起时间上，一个先，一个后。
志愿军方面，把下一次进攻战斗预定在春季到来时发起，准备拿出两个月左右的休整期；而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方面，却迅速完成由退到守、由守转攻的转换，抢在志愿军之前发起了新一轮攻势。
接连的失败让“联合国军”深受打击，尤其是汉城的丢失，加剧了“联合国军”内部的矛盾，为了挽回颓势，美国迅速从欧洲、美国本土和日本抽调大批二战老兵，补充在朝鲜的部队，仅12月一个月就按计划补充了3.3万人。
大量的坦克、火炮也陆续运到朝鲜，包括10个野战炮兵营和通过紧急海运送来的140辆中型坦克。这些装备的到来，使一线部队的火力和突击力得到大幅提升。
美军决定再次发起大规模进攻，夺回汉城，将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压回到“三八线”以北。
美军在战场上的快速补充和恢复能力，着实令人吃惊。这与志愿军形成了很大的反差。第二次战役，美第2师和第1陆战师分别在西线和东线战场惨遭重创，被迫撤到后方整补，但前后只用了30天时间便可重新投入战场作战。
而在同一个战役中，因严重减员而在后方休整的志愿军第9兵团各军，3个月后仍然不能重上前线，担负作战任务。双方在作战能力恢复上的明显存在差距，对与后面战役的衔接与转换上，无疑有重大影响。在一定条件下，这种影响甚至是有决定性的。
1951年1月初，第三次战役胜利结束后，中朝军队一线兵力，为志愿军6个军（21万余人）、朝鲜人民军3个军团共27个师（7万余人）共28万余人。虽然，志愿军接连取得三次战役的胜利，士气高涨。但由于连续作战，部队极度疲劳，补给困难，但尚未组织休整，难以继续作战。
1951年1月15日，第三次战役，刚结束一周，“联合国军”利用中朝军队转入休整的间隙，以汉城为主要突破口，由美军第8集团军司令官李奇微统一指挥，共纠集16个师又3个旅1个空降团， 及在朝鲜的全部炮兵、 坦克和航空兵，共23万人。首先发动了，代号为“猎狼犬行动”的，试探性进攻，旨在摸清当面情况。
一个加强团的美韩军在水原与利川之间开始试探性进攻，每天用汽车装上步兵跟在小群坦克的后面，在宽大正面上进行火力侦察，一旦碰上中国军队主力就立刻后退，然后用炮兵、空军猛轰中国军阵地；如果发现对方阵地薄弱，立刻强攻抢占要点。
在短短一周内，美军三次进出乌山里，四次进入金良场里，三次夺取利川，来回穿梭，忙碌不已。这正是李奇微所创造的“磁性战术”。他试图通过这种紧贴敌军的战术，持续与希望休整的中朝军队保持接触，消耗对手的体力，同时查明敌军的具体部署位置。
这样，朝鲜战场交战双方的攻与防、进与退，以及与之紧密相关的主动与被动，便发生了一次重大变化：
此前一直处于主动地位并正在全力准备下一个进攻战役的志愿军和人民军，不得不转而以防御姿态仓促应敌，而一路败退的“联合国军”一时间又变成了进攻者，再次掌握了战场行动的先机和主动。
这一局面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李奇微。
李奇微来朝鲜接掌第8集团军指挥权后，一开始就想恢复攻势，但由于志愿军迅速发起了第三次战役，使他这个设想无法立即在战场上实现。
联合国军在三八线上的基本防线一夜之间被志愿军突破，为应对危局，李奇微只能将全部精力放在安排“联合国军”部队有组织的撤退上，从三八线附近一路向南撤退，一直退到三七线附近，才算站稳脚跟。
面对这一颇为尴尬的局面，李奇微既不像麦克阿瑟那样，竭力鼓吹要么扩大战争，要么撤出朝鲜，也不同于华盛顿的军政首脑和政府高管，不愿扩大战争，还不愿撤出朝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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