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他回到平江的第三天，京城几份颇具影响力的行业内参和报纸上，开始出现一些“深入思考”国企改革的文章。这些文章，不点名不道姓，却字字句句都透着一股酸味。
有的说，要警惕某些“海外热钱”借改革之名，行“吞并国有资产”之实。
有的说，所谓“产业基金”，不过是西方资本市场玩剩下的把戏，稍有不慎，就会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动摇国本。
还有的，更是直接将矛头对准了“高薪”，质问凭什么一个厂长的工资，能比一线工人高出几十上百倍，这是在制造新的不公，破坏工人阶级的团结。
每一篇文章，都像是一支毒箭，精准地射向江彻那个尚未出世的“产业投资信托基金”。
赵海从省城打来的电话里，声音充满了焦虑：“江总，已经有好几家之前跟我们接触过的大厂，态度开始变得暧昧了。他们嘴上说着支持，但一提到出钱，就开始打哈哈，说要‘再研究研究’，要‘等上级的明确精神’。”
江彻知道，这就是钱立群的目的。他要用舆论，制造一种“政治不正确”的氛围，让所有潜在的合作者，都心生忌惮，望而却步。
你想跟我江彻合作？那你就要做好被扣上“资本主义走狗”帽子的准备。
这是一场战争，一场没有硝烟，却事关生死的舆论战。
江彻没有选择在报纸上跟对方打口水仗。他很清楚，在当前的话语体系下，他一个“个体户”出身的商人，跟一个手握权柄的副部长去辩论“姓社还是姓资”，无异于以卵击石。
他唯一的破局之法，就是用事实说话。
用一个无可辩驳的，巨大的成功，去堵住所有人的嘴。
而“飞跃电视机厂”，就是他选定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战场。
飞跃厂位于沪上西郊，曾经是全国电视机行业的骄傲。当江彻一行人的轿车驶入厂区时，所有人都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
厂区很大，但处处都透着一股衰败的气息。墙皮剥落的办公楼，杂草丛生的花坛，以及在风中吱嘎作响的破旧车棚。车间里，机器的轰鸣声有气无力，工人们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聊天，眼神里看不见半点光彩。
厂长办公室里，接待他们的是一个头发花白，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老厂长，姓周。
周厂长很客气，也很无奈。他给江彻他们泡了茶，然后就开始大倒苦水。
“江总，不瞒您说，我们飞跃厂，现在就是个空架子了。”周厂长叹着气，“技术，还是三十年前苏联专家的老一套。设备，十几年没更新过了。年轻人，有点本事的，都跳槽去了南方的合资厂。留下来的，都是我们这些老家伙，混吃等死。”
“我们的飞跃牌电视机，前几年在全国还算叫得响。可现在呢？人家索尼、松下的彩电，画质又好，样子又漂亮，一下子就把我们的市场全抢走了。我们去年一年，仓库里积压了五万多台黑白电视机，送人都没人要。”
赵海和几个金融专家听得直皱眉。这已经不是一个烂摊子了，这简直就是一个无底洞。他们实在想不通，江总为什么非要收购这么一个企业。
江彻没有说话，他只是静静地听着，然后提出了一个要求：“周厂长，能带我们去车间和仓库看看吗？”
“当然可以。”
在总装车间，江彻看到了那些被时代抛弃的生产线。工人们用着最原始的手工方式，组装着笨重的，外壳粗糙的电视机。效率低下，品控更是无从谈起。
在一个角落里，江彻看到一个年轻的工人，正偷偷地用一块砂纸，打磨着一个电视机的塑料外壳。他的动作很认真，很专注，仿佛在雕琢一件艺术品。
“他叫马小军，是我们厂里技术最好的钳工。”周厂长介绍道，“他总说，咱们的模具太粗糙，边角剌手，非要自己动手打磨光滑了才肯装上去。唉，傻小子一个，有什么用呢？磨得再光滑，它也还是个没人要的黑白电视。”
江彻走到那个叫马小军的工人面前，拿起一个他刚打磨好的外壳。那触感，果然圆润光滑了许多。
“为什么这么做？”江彻问。
马小军被突然出现的陌生人吓了一跳，涨红了脸，半天才憋出一句：“我……我爸以前也是飞跃厂的。他说，咱们飞跃厂出去的东西，不能丢人。”
江彻看着他，笑了。
随后，他们又去了仓库。当那扇沉重的铁门被打开时，一股霉味和灰尘扑面而来。巨大的仓库里，堆满了小山一样的电视机，上面盖着厚厚的防尘布。
周厂长拉开一块防尘布，露出了下面那些崭新的，却又已经过时了的“飞跃”牌电视机。
“江总，您看，五万三千七百台。这就是我们飞跃厂，最后的家当了。”周厂长的声音里，充满了苦涩。
赵海他们看得直摇头。这哪里是资产，这分明是五万多吨的电子垃圾。
江彻却走上前，轻轻地敲了敲一台电视机的外壳。然后，他转过身，对周厂长说了一句让所有人都目瞪口呆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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