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国建立前后，在中都城外被处决的人有很多都是金国的王公贵族，他们的被处决打碎了人们心中的枷锁。
而前段时间在中都城下被处决的克烈部和乞颜部的首脑则击碎了人们心中对北方强敌的恐惧。
现在任得敬在中都城下被处决，则树立了大明王朝对外的彪炳战绩，树立了人们心中大明无比强大的印象。
每一次的献俘仪式和斩首仪式都将带来此类的改变。
数百年分裂不能统一的中华大地上的居民们终于在心底里承认一个伟大时刻即将回归，一个伟大的时代即将到来。
但是就苏咏霖看来，历史上每到这个时候，伴随着荣光和盛世的，依旧是千年不曾改变的冰冷的温度。
底层百姓的生活仅仅只是得到了喘息之机，而并未有根本改善，不过是吃糠咽菜才能填饱肚子不至于死掉，那便是盛世了。
所谓盛世尚且如此，更何况是乱世呢？
苏咏霖想要的，是一个充满了温度的真正的盛世，而不是老百姓吃糠咽菜啃番薯就能称颂的“盛世”。
那是帝王将相的盛世，老爷们的盛世，文人墨客的盛世，上等人的盛世。
而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牛马们的盛世。
为了充满温度的盛世的到来，苏咏霖决心将自己的革命行动进行到底。
然而关系到最根本情况的时候，苏咏霖心中的紧迫感却越来越强了。
理由很简单，从洪武二年下半年开始，在各部门审计司、法部、都察院还有天网军密探的努力下，大明国内部的反腐行动正在有条不紊的进行着，而随着反腐行动的进行，很多贪官污吏浮出水面。
他们的出现并非没有原因，他们不是凭空出现或者从石头缝里钻出来，而是随着中央朝廷推进的大建设计划的执行而逐渐出现。
为了修复残破不堪满目疮痍的中原大地，苏咏霖主导明廷中央利用战争夺取的上等人们的财富开始了大建设计划，交通，水利，城墙，房屋，各种建设计划全面上马。
大笔资金流入民间，大批量物料进入工地，大量农闲时节的农民充作劳工进入工地，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复兴建设行动。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大量钱财的拨付和大量物资的流动是不可避免的，主要负责经手的多是中央和地方的官吏，在他们的安排和统筹之下，各地工程建设才有条不紊的展开。
在这个过程中，贪腐出现了。
贪官污吏们逐渐管不住自己的手，开始把手伸向了工程款和工程物料，直接侵吞工程款的有，倒卖工程物料的也有。
与之相对应的，复兴会主导的法部、都察院还有各部门审计司也在这个时候发挥了自己的威力，通过严密的审查和计算，逐渐将这些贪官污吏揪了出来。
这些人不分出身，不论地方、中央，到处都有分布，被审计部门查到了蛛丝马迹之后，被法部官员严加审讯，撬开嘴巴，坐实了罪名。
于是继而连三有官员落马，或者被处死，或者被收押，苏咏霖对犯下罪行的官员从重发落，决不轻饶。
且苏咏霖严格执行规定，着犯官子孙三代不可参加科举，不准参军，官府部门不可录用办事，以此加重惩处。
一开始，被抓起来的贪官污吏基本上都是金国遗留下来的数量庞大的暂时无法取代的旧官员、吏员。
建国之初，苏咏霖培养不出那么多自己人，尚且无法取代他们，只能继续任用他们。
于是他们发挥了金国遗留下来的优良传统。
在金国他们贪污倒也不是没有道理，因为金国财政混乱且紧张，小官小吏有些时候并不能得到朝廷发放的俸禄，难以生活，有些人贪污是为了养家糊口。
但是习惯成自然之后，贪污腐败也就成了自然，延续到了大明国治下。
明国官员的薪俸当然不能和南宋的中高级官员相比，南宋对待中高级官员的俸禄待遇那是蝎子尾巴独一份，明国官员的薪俸远不及之。
但是明国官员的俸禄突出一个实用，且从不拖欠，足额发放，有钱有粮，安全可以保障官员生活的安稳和富足。
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些官员依然延续金国遗留下来的旧规矩，雁过拔毛。
朝廷大笔款子下来，他们就从中大笔的抽取，小笔款子下来，就小笔抽取，建筑工程用料抵达工地，看一看，挑些好的，分一分，卖掉，再赚一笔。
他们似乎没有把朝廷的审计部门和逐步铺开的地方司法局当做一回事，觉得这是新朝新气象，雷声大雨点小，上面敲锣打鼓，下面照样歌舞，没差。
一开始的确如此。
苏咏霖虽然针对可能出现的贪腐情况设置了非常严密的针对性措施，但是因为人手匮乏，朝廷在地方上设置的部门架构一时间不能得到完善。
简单来说就是部门设置了很多，架子已经打起来了，但是没人。
人需要培养，中都的政法学校来不及培养那么多人才一口气放下去，只能缓缓铺开，逐步落实，以至于很多地方司法分部和复兴会分部都设置了，但是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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