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朝廷初立，很多机构办事人员都没有齐全，很多权力都还没来得及收归中央，是地方代为执掌，所以这一时期，成都朝廷的地方官员权力很大。
很多事情都是他们自己解决掉，而不是上报给成都朝廷等待朝廷的解决，包括财政和司法等很多事情都是地方自己解决，成都朝廷不过问。
感受到了自由的快感之后，地方官员们觉得他们的自由之心开始腾飞了，所以他们得到了朝廷命令要求收手的时候，心下感到不满，觉得朝廷阻碍了他们的自由。
平民的死活他们不在乎，他们只想把这群穷鬼下辈子和下下辈子的油水都给榨干净以满足他们的欲望。
自古以来哪有不让官老爷刮穷鬼的钱的道理？
朝廷颁布加征命令是十月，官员们闻风而动，立刻开抢，效率惊人，快速制造大量流民，让人感叹官僚系统唯有在这一层面上才能展现出超高的效率。
然而收手命令在十一月中旬颁布的时候，官员们却是一拖再拖，一边加快速度逼迫农民交税，一边封锁消息，不让农民知道朝廷的命令，以免耽误他们挣钱，充分体现了官僚阶层的执行力。
如此就拖到了十二月中旬。
苏咏霖给明国定下了驶向星辰大海的未来展望之时，蜀宋政权的官僚们还在捞钱。
从洪武六年十月初到洪武六年十二月中旬，川蜀官员们以超乎寻常的速度逼迫大量自耕农破产。
他们不仅抢农民的存款，还主动和当地豪强地主合作，双方配合默契，操持起了传统艺能，一边逼迫农民交税到走投无路的地步，一边出面压低价格购买土地。
农民们走投无路，一时半会儿也想不到反抗，万般无奈之下只能大批量大批量的贱卖土地。
官吏们抢走农民家里的财产和存粮，豪强地主们抢走农民的土地，然后再给官府一笔回扣，双方配合默契，你好我好，实现了双赢。
短短三个月不到的时间里，川蜀官员们成功在川蜀五路十数个州府之中制造了数以十万计的流民，且随着时间流逝，流民的数量越来越多。
但是官僚们并不在意。
对于官僚们来说，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抓紧时间捞一笔，其他的都不重要，谁敢拦着他们赚钱发财，他们就把谁当做敌人。
至于朝廷要求地方大户停止掠夺农民土地和必须要建造粥棚施粥给农民的事情，基本上就是笑话，听着一笑而过，然后就当没出现过这样的事情。
地方官员和他们串通一气，压根儿就不会允许流民回乡，这还在地方官府之间引起了一阵小摩擦。
很显然的，流民们从自己的家乡出来，往别的地方去，在这个过程中，就有些地方属于人口“净流出”，而有些地方则是人口“净流入”。
净流入地方负担太大，当地地方官得知朝廷命令之后很高兴，立刻派人统计本地滞留流民的户籍，准备喊那些地方的官府来接人。
但是净流出地方官员满口答应说着好好好，就是不见行动。
净流入地方官员三番五次派人来问，他们都说好好好，明天就派人准备来接，但是过了好几个明天，也没见什么动静。
正是所谓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
反复次数多了，净流入地方官员也琢磨出了一些道道，意识到那些该死的净流出地方的同僚们是不会派人来接了。
他们最希望的就是这些流民死在外地，再也别回去给他们添麻烦，他们才不会出钱盖粥棚施粥来养活这帮流民。
到时候对朝廷也有的说。
不是他们不接，而是那群流民已经死了，没人可以接回来了，所以虽然他们非常难过，却也不得不忍受。
这是绝对不能被净流入地官僚们接受的。
死人多了，倒霉的是净流入地，属于给他人背锅的行为，在这种事情上，善于甩锅精于甩锅也把甩锅视作官途正事的官僚们是绝对不会含糊的。
于是他们一边上表成都朝廷控诉那些净流出地官僚，控诉他们逃避责任不来接人，一边打算自己组织人手把流民给他们送回去。
护送什么的当然不可能，调遣人手发给兵器，用暴力手段将他们驱逐出自己的辖境内就算是最好的“送人”手段了。
而这件事情也被成都朝廷得知。
赵不息大怒，下诏要求净流出地官员必须要把人都接回去，并且立刻派出御史前往监督，谁敢不接人，当场免职。
净流出地官员无奈，一边痛骂净流入地官员不做人事，一边上表争辩，然后准备花钱贿赂御史。
贿赂一个人或者几个人总比安顿几千人上万人要便宜得多。
朝廷那边随意糊弄一下就过去了，真要把流民全部接回来，几千几万张嘴巴可糊弄不过去，那是要真金白银往里砸的。
这笔经济账他们还是会算的。
官僚们你来我往斗的开心，各种针对成都朝廷做决策干预，所有精力都集中在这件事情上，算盘打的震天响，却丝毫不曾在意过被他们踢皮球似对待的失地农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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