莽哥跟到葛红杉和岳孝宗回到独山，没有直接去营盘坡，换成吉普车去了都匀，见了好几个大官，直到第三天，才跟到岳孝宗回来。接下来的几天，让莽哥硬是风光了一回：先是缉私总队嘉奖令下来了，还奖励了他五千块钱；接着三团也开表彰会，喊他在会上发了言——无非是团部文书写好稿子，他死记硬背、照本宣科一番——让莽哥一连几天云里雾里，分不清东西南北，但他始终没弄醒豁（明白）为啥子，只晓得跟他在猴儿山抓到那个俘虏有关。
那个俘虏就没得他那么幸运了，缉私总队总队长孙立人看到那张地图和那堆东西，认出地图上标的是日文，找来一个早年在日本留过学的军官，喊他翻译出来；同时命令特务营营长杨华把那个俘虏带回去审问。
审问那个俘虏的，除了杨华外，还有情报科长顾天晓。这个顾天晓，参加过淞沪会战、武汉会战，孙立人对他的评价是：诸葛亮的脑袋，张飞的脾气。
审问过程很不顺利。那个俘虏坐到椅子上，始终一句话不说，态度十分傲慢，后来，在顾天晓的精心伺候下，总算开腔了，却说自己是日本帝国军人，要中国军队按照《日内瓦战俘公约》执行。顾天晓一听，火冒三丈，胸口膛上一脚，把那个鬼子俘虏连人带椅子踢翻，骂道：“你娘个鬼哟，跟你们这群畜生讲卵子的《战俘公约》，在上海、南京的时候，你们怎么不讲战俘公约？战俘？战你娘的俘，要是在战场上碰到你狗日的，老子早就一刀干死你娘的，还让你当战俘？”
说完又是几脚。那个鬼子硬是祖上积德，先是碰到莽哥，几个手指甲差点遭撬脱，搞得现在几个指头还血糊糊的；现在又遇到这个大炮筒子，老虎凳、辣椒水、竹签子轮番上场，再也硬不起来，终于说出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原来，鬼子从二十六年（1937年）以来，在中国战场上节节胜利，满以为很快便能占领中国，哪晓得国民政府迁到重庆后，以西南四省为后盾，建起了一条北起河南，南至广西的防线，让鬼子前进不得。为了迫使国民政府投降，鬼子陆军部反复研究后，准备从贵州打开缺口，从侧面威胁重庆政府，于是派出特高科武藏二男、高桥秀贞等十几个高级特工，从广西潜入贵州，收集情报。
独山县是贵州的南大门，要想从广西进入贵州，独山是必经之路，换句话说，只要打开了独山这道大门，贵州就悬了。武藏跟高桥两个晓得这个道理，带到一伙人到了贵州后，把侦察的重点放到独山、都匀、三都一带。功夫不负有心人，这十几个鬼子特工，用了大半年时间，踏遍了黔南的山山水水，把驻防独山、三都、都匀一带的缉私总队布防情况画成一张地图，另外还有一个记录本——地图藏在武藏脚杆（腿）上的大疮里面，遭莽哥发现了；记录本藏在那个小木箱的夹层里。
在那张地图上，不仅把独山、三都、都匀一带的山、水、路、桥、城镇、村子标的一清二楚，而且缉私总队大到团、营，小到连、排的驻防地方、兵力配置、武器装备，都在地图上一一标出来，位置之详细，地点之精确，恐怕连总队长孙立人也未必那么清楚。而在那个记录本上，则详细的记录了每个团、营、连、排的指挥员姓名、年龄、性格、打仗的经历、生活习惯。也不晓得这群狗日的是啷个打听出来的。
眼看大功告成，武藏、高桥两个带着地图、记录本，准备从独山和三都之间离开贵阳，返回广西，正巧碰到三团搜索连挑选新兵，派出部队到处搜索，两个默到（以为）自己这边有人漏了马脚，一路东躲西藏，哪晓得在猴儿山阴差阳错的碰到莽哥，武藏死，高桥遭抓了活的。
杨华和顾天晓审问完了，连忙把结果报告给孙立人。孙立人也吓了一跳，意识到日本人可能有所图，一面命令各部队严密搜索漏网的日本特工，加强驻地团转（周围）的警戒巡逻，一面向重庆政府作了报告，要重庆政府提前做好准备，可惜，却没有引起重庆政府的重视。
后来，果然又抓到几个鬼子特工。鬼子陆军部得不到情报，就暂时放弃了进攻贵州的计划。直到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鬼子为了改变战局，才集结重兵，向独山进攻，重庆政府连忙调了孙震的第29军支援，但是为时已晚，独山陷落，鬼子大肆烧杀淫掠，制造了有名的黔南事变。这是后话了。
再说莽哥跟到岳孝宗，回到营盘坡搜索连连部办公室，岳孝宗喊莽哥坐到一边等哈儿，打了个电话，就不管他，忙自己的去了。过了大约半个钟头，一个二十六、七岁的中尉推门进来，喊道：“找我么子（什么）事啊，连长？”
岳孝宗脑壳都没有抬，用手指了指莽哥，说道：“那是朱叔广兄弟，你带回去，叫乌鸦好好调教，你和乌鸦说，这是棵好苗子，调教不出来，我扒了他的皮！”说着抬起脑壳，对莽哥道。“这是一排长唐敬忠，以后你就分到一排，去了后，跟着弟兄们勤加训练，一排可是搜索连的尖刀排，别丢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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