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的时候家里来了很多人，都是我不认识的。成排的民兵端着枪乌压压的站在我家院子里，那是我第一次见到那样的阵势，元宝的肩膀上绑着白绷带，他被叫出了队伍指认。
有个穿着中山装戴着眼镜的男人手里拿着一张文件，宣读之后就要抓人，抓我们父子俩人。这些人据说都是县里来的，那个领头的就是我们当地革委会的头头，父亲这回没有反抗，他的选择是明智的，那个年代，随便给你按个名头或许我们就被当场毙了。
几个端着枪的人上来就是一枪托砸倒了父亲，倒地的时候，我看见他头上的血“汩汩”得冒着，但是他的眼睛却死死的瞪着那个人。
一群又一群的人冲进了我家的屋子，接着便是各种被砸烂的声音传出，我的家就这样被抄了。当晚，父亲被他们带去了县里，我因为年纪还小，在场的村里乡亲也在一旁求情，只是被带去了公办所接受思想教育，等到后半夜回到家的时候，那座宅子已经成了废墟。不知道是谁放了一把火，我的家被烧的一干二净，留给我的只是阵阵青烟。
第二天听说我母亲也被带走了，是从外婆家直接抓的人，又过了几天，我被人送去了县里，听说是要把我们一群家庭背景有问题的孩子送到农村里去接受农民的再教育。这根本就是个笑话，我家世世代代都是农民，但是你去跟谁说这个理呢？
在县城火车站的候车室，我遇到了很多跟我情况一样的人，我们各自背着行囊，静静的等待被发往陌生的地方。在火车站，我好像见到了一个熟人，很面熟，但是我却叫不出他的名字，那个人我总觉得在哪里见过，干瘦的身材，苍白的脸颊，一个人蜷缩在墙角。特很容易就被一眼认出，因为他的手臂上带着“孝”，都是一群十几岁的半大孩子，我们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即将去何方。
看管我们的人按照名单点好后分了组，听到名字的时候，我才想起来，原来是他：查文斌！
领头的人不许我们讲话，他对我看了一眼，我想他已经认出了我，那个儿时曾经和他一起念过书的同学。我对他笑了笑，他只是微微动了动嘴角，很幸运，我和他分到了同一个组，但是我们的目的地却是一个从未听过的名字：野人屯。
我们被各自的人领上了绿皮的火车，那是我第一次出远门，也是第一次坐火车。我和他，还有十几个孩子被分在了同一截车厢，火车沿着铁轨一路向北，途径站点的时候都会陆续上来人，这些人都和我们一样，他们的父母或多或少在那场运动里受到了浩劫，而他们的子女则被要求隔离送去远方。
途径上海的时候，车上来了两男三女，其中一个女孩子长得特别白，她的眼睛大的能出水，梳着很流行的齐刘海，短耳发，脚上穿着一双当时几乎罕见的皮鞋。他们几个人挤在一块儿用方言交流和其它人显得有些格格不入，那些人似乎都刻意避开着那个女孩不和她交流，她看上去是那么的柔弱，整天眼睛里都沾了泪水。
火车拉着我们一路向北，过了黄河以后不断有人下车又有人上车，我也不知道究竟这是到了哪里了，只晓得外面的空气越来越冷，窗外原本绿色的土地也逐渐由黄色代替。
已经过去五天五夜了，车厢里还剩下最后四个人：我、查文斌、那个女孩还有一个胖子。连负责看押我们的那个人都在前一站下去了，而我们依旧不知道要去何方。
车厢里一片死寂，因为有要求不准我们互相说话，所以这一路上除了呼噜声和喘气声陪伴我们的就只有铁路的“况且、况且”。我们的口粮都是自己准备的，临出发前，我的婶婶给我准备了不少饭团，南方人吃不惯面食，就用粳米加一点糯米混合起来做饭团，里面包着的是咸菜。糯米不容易消化，这玩意吃一个能顶半天，过去日本人打仗随身的军粮也是这么做的。查文斌的口粮是黑乎乎的馒头，不过早在一天前我就看见他把最后一个馒头也吃了，而那个女孩则自从上火车后就什么都没吃过。
又是一站到了，我们四个人里的那个胖子也下了车，临走前，他和我们打了个招呼互相道了声保重，这是我们彼此第一次发出声音。
我发誓，我真的听到了有人肚子里传出“咕噜”得声音，那声音已经快比火车的声音更大了。低下头翻了翻自己的包，还有两个饭团，这一路我不知道要走多远，每天尽量只吃一个，外面的夜已经漆黑了，我对着角落里的那个人轻轻喊道：“查文斌，你还认得我嘛？”
“不认得。”他的回答很干脆，声音很也很轻，听上去虚弱极了。
我沿着车厢慢慢靠了过去小声道：“我是夏忆啊，洪村的，小时候我们同过班啊，你不记得我了？”
“夏忆？”我能听出他声音里有些颤抖，他接着说道：“一早觉得是你，但是我不敢乱认，怕连累人。”
我回头看了一眼，确定车厢里只有三个人，便过去和他坐在一起，要知道，在这种地方遇到认识的人是何等的激动，就像是俩个落水的孩子同时抓住了彼此的身体：那就是唯一的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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