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些实在过于落后的地方，丝绸销路不如布匹，瓷器销路不如铁器，算是给南洋舰队开了大眼。
皇帝也有进一步的成长，首次独立批注“减免陕西商税”奏疏，批示“商富则国富，陕西既有灾，可减商税三成，以利流通”，获陕西商绅联名致谢，高务实也称赞“上知民间疾苦，下有幸焉”。
同时因为年岁渐长，皇帝终于获准学习火铳的拆解与保养，高务实赠其手铳一把，上刻“明礼知兵”四字。皇帝练习中首次在五十步外命中人形靶，被史官记为“神武初显”。
泰昌七年(1610年)，高务实四十七岁，朱常灏十二岁。
政治上，由于高务实长子高渊已经二十三岁(实岁)，而南疆地区始终没有正式规制，萧良有上疏请太后、皇上重视，按照先帝昔年承诺，设立定南大都护府统管南方各国。
朝野各方也都觉得南疆的问题总要有个结论，因此纷纷上疏表示赞同。王太后找来小皇帝商议，本来没打算儿子能说出什么道理，却不料小皇帝回答：“亚父之功，当以国酬，与其设什么大都护府，不如建国分封。”
由于兹事体大，王太后极其罕见地出面召集京中三品以上官员并所有在京勋贵商议此事，最终得出结论：元辅之功足以破例受赏。
于是，经过数日磋商，皇帝首次单独发出制文，以南疆、南洋为封地，晋高务实为南王，黄芷汀为南王妃，高渊为南王世子，高氏子孙永镇大明之南，朝廷不设流官钳制。
高务实三辞而诏不许，遂晋爵南王。
同年，实科学子占比超过两成，各地实学书院、学堂纷纷建立，不止汉、蒙各地，即便安西、西庭汉人，也各有实学学堂可供就读。
经济上，乌拉尔铁矿及钢铁厂正式投产，年产精铁两千吨，其中五百吨南运安西，一千五吨留在西庭，均做农用。剩余五百吨由斯特罗加诺夫家族转售欧洲，获利反哺西庭明军军费。
年中，江南机工在豪族怂恿下罢市，旋即被平定。在一阵抄家、流放之后，高务实批准应天巡抚提议，成立“大明织工行会”。高务实批示“行会可议薪资，但需定期提交技术改良方案”，并促成“利润三七分”制度化。改革之后，以江南地区为例，机工年均收入达四十五两白银。
军事上，南王府配合波斯行动(亚美利亚攻势)，南洋舰队载两镇警备军登陆红海北岸，突袭开罗，迫使奥斯曼政府与当地马穆鲁克军事集团(马穆鲁克虽然灭亡，但奥斯曼仍要依靠当地马穆鲁克军事集团维持在埃及的统治)与南王府签订条约，允许“大南”商人在埃及经商，并享受“最惠国待遇”(自动最低税率)。
这一年中，皇帝的成长不仅体现在其力主为高务实封王，其还开始研习兵法，以“淝水之战”为例讲述“兵贵神速，亦贵审势”，并在沙盘推演中模拟额尔德木图“奥卡河畔之战”中的指挥，获得高务实称赏。
泰昌八年(1611年)，高务实四十八岁，朱常灏十三岁。
政治上，江南船工罢市，要求模仿机工行会成立船工行会。由于此次罢市并无幕后黑手，也没有造成骚动与混乱，因此高务实并未采取强制手段，仍令应天巡抚与民间磋商，最终由朝廷提出“劳资共决”方案：允许成立行会，利润按工坊规模分级分配(小工坊四六分，大工坊三七分)，首开东方“集体议价”先例，写入泰昌版《大明会典?工商篇》。
同年，朝廷准许实学书院学生以“实习”为名直接参与地方治理，如应天书院学生主导南京护城河清淤工程，耗时三月竣工，节省经费三万四千两，高务实手书“实学致用”匾额相赠。
经济上，海外贸易额持续增长，南洋商路占七成，瓷器等高端商品在欧洲售价达成本十倍。京华商社由于已可通过埃及进入地中海贸易，首次于威尼斯设立分社，几乎垄断地中海贸易中的东方高端商品市场。
西班牙、葡萄牙对此大为不满，强调其与京华多年的合作不应遭到“背叛”。南王世子高渊亲自主持与之谈判，最终约定地中海贸易自由，大西洋沿岸贸易由西葡两国自行分配份额。
军事上本年无甚大事，反倒有一次小小的挫折。南洋舰队在东南非某地登陆，原本打算设立一处贸易据点，不料遭遇疫病，前后病死两百余人。高务实得知后，再次希望通过西班牙人获得南美的金鸡纳霜，然而忙乎许久才发现，西班牙人好像自己都还没发现……只好暂时作罢。
在高务实的支持下，朱常灏于今年开始独立批阅部分奏疏，如在“科举改制”相关奏疏中，他支持“实科占比提至四成”，并批示“经义固重，实务为用”。由于此时的大明朝野几乎是实学派一家独大，因此朝臣纷纷称其“明断如神”。
泰昌九年(1612年)，高务实四十九岁，朱常灏十四岁。
政治上，高务实与自己五十大寿前上疏请辞，称“陛下英睿，已能亲政”。朱常灏立刻亲自朱批“元辅不可离朝”，并附玉珏相赠。王太后得知后，也连忙下懿旨称“遵先帝遗诏，元辅当顾命至陛下冠礼”，朝野内外则热议“周公还政”是否为时过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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