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六年来由于皇帝年幼，而两宫虽未对立，但也互相形成牵制，所以实际上是由高拱在治理朝政，而他在各个方面取得的成就，正是他得以追谥“文正”的主因。
穆宗隆庆去世之时，朝廷岁入与支出堪堪持平，而六年后，朝廷已经能有所盈余——但这不是说高拱只是简单的控制住了亏损。
隆庆六年时，朝廷的岁入是白银330万两，支出也差不多；但万历五年时，朝廷的岁入已经达到510万两，只是支出也提高到了460万两。
这是为什么呢？收入的增长来自于几个方面。
首先是清丈田亩，这是历史上张居正也做过的，高拱也同样做了，不过在这一点上，他们的力度其实差不多，取得的效果在高务实看来也没有太大出入，可以暂且略过，总之是稍微提高了一些朝廷岁入。
其次则是继续开港。这件事是张居正比较抵制，但高拱很乐意做的。高家所谓的经世实学，如果不说那些大道理，简单来概括就是一句话：见实效。所以高拱理财的思路也是与此一脉相承的：赚钱为大。
这六年来，除了隆庆时期已经开放的月港，朝廷又陆续开放了四大港口，由南而北分别是广州、泉州、宁波、天津。
当然，此时的开港不同于后世很多人的理解，并不是允许外国商船在这几处港口随意停靠，而是准许这几处港口的明朝商船可以出海，但即便如此，大明朝廷从这几处港口获得的关税也大大提升。
高务实在这里发挥了一点作用，由于朝廷此前对于商港榷税的制度十分糟糕，高务实向高拱提出了一个简单易行的建议：只以货船大小计税。
大明朝廷的海关关税，在正德以前……没有税收，它不征税。正德、嘉靖年间开始采取抽分制。
所谓抽分制，就是运来十分货物，抽取一定比例为税，具体数值一开始比较多变，后来逐渐常定为十分之二。
到了高拱时期，情况为之一变，成为了三税制：引税、出口税、进水税。
其中引税，是指海商办理出入海港的通行证需要交纳一笔税收，只有办理该税的船只，才是正规合法的商船，这笔税收是按船只大小按年缴纳的，不过税费并不高。
进口税和出口税这两个名词是高务实“所创”，原本地方官府和市舶司报备的名字叫“水饷”和“陆饷”。水饷就是进口税，指从外运入港口的征税；陆饷就是出口税，指从内运出港口的征税。
原先，各地方衙门和市舶司列出了很复杂的征税细则，比如“每百斤胡椒水饷2钱5分”这种，洋洋洒洒上百种商品，有的量大还好说，有些量少则根本不便计算。所以高务实给高拱建议只按船只大小征收，但是要分出洋的目的地。
比如说，往返西洋(其实是南洋)的商船，宽一丈六尺以上者，征银十两；每多一尺，加征一两。而往返东洋、吕宋的船只由于相对略小，则征税额度整体降低三成。这个税率比历史上的征税税率高了将近一半，但其实高务实很清楚，这个税率一点也不高，是历史上征得太少了……
四大港口陆续开放之后，虽然只有短短几年，但到了万历五年时，每年已经可以给朝廷额外提供近百万两的关税，平均一个港口提供了二十多万两。
要知道，此时的大明海贸由于刚刚开始“回暖”，在高务实看来还只是个起步阶段！
开港，成了高拱理财收益最大的一个单项。
另一个方面则是重视工商业发展。
早在隆庆六年年末，高务实就暗中指使兵部、户部、工部以及某些九边重镇的文武官员连番上疏，为军工私营造势。到了万历元年，朝廷正式通过了军工私营、并行采购的新制度。
在这个制度下面，朝廷继续维持官营制造部门，但允许部分符合条件的“私企”参与军工制造，同时也改革了军械分配和采购制度。在高务实的暗中操弄下，最后形成了“承包商竞标制”。
这个制度是怎么回事呢？打个比方，如果眼下宣府守军需要换装火铳两万支，兵部及内阁也批准了。
那么，首先就由兵部发榜，告知各官营部门如军械局、兵仗局和私人军工企业，将与此后多久召开竞标。然后提出由宣府守军和兵部等部门商议后定下的要求，比如射击距离、射击精度、火力强度、枪管冷却时间等技术指标，然后开始竞标。
竞标会议由兵部主持，科、道同时派员参与监督。该会议不光是开会，还必须进行现场展示，然后比较结果，最终进行综合考虑，并报备于内阁，最后发榜公示，这才能确定竞标部门或者企业。
为了保证官营部门的优势或者说保证官营部门能维持下去，私人军工企业如果中标，还必须缴纳中标总额的十分之一作为保证金，当中标并且完成该项交易之后，保证金直接转为税收，不予退回。
如果因中标企业本身的原因，导致交易无法完成，则保证金全扣，并根据合同追缴违约金。这里的“中标企业本身原因”，包括但不限于企业困顿无力完成、产品质量不达标等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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