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阴暗的牢房里，绍宗、曲学如和张克友三人低着头，承认了他们的罪行。他们垂涎外地贩猪客商薛春芳身上的银两，于是在一个寂静的夜晚，他们残忍地将薛春芳杀害，并瓜分了他的钱财。杀人后，他们匆忙脱下薛春芳身上的血衣，带回妙耳山焚烧，企图销毁罪证。
据他们供述，尸体旁的表芯纸是曲学如用来擦去手上血迹的，石灰是绍宗塞入死者口中的，而那把篾刀则是张克友用来行凶的凶器。至于那双草鞋，则是死者薛春芳留下的唯一遗物。
官府根据他们的供述，在妙耳山庙中找到了一把屠刀，认定为杀人凶器；山上的一堆灰烬，被认定为死者衣服的灰烬；而在曲学如的家中，更是搜出了一把镰刀，被认定为曲学如的杀人凶器。然而，死者的身份却始终未能核实，官府只能简单地将其认定为和州客商。
人证、物证、口供一应俱全，严堃和胡金传将案情整理成卷，上报给了洪汝奎。洪汝奎接到案情后，进行了认真的核查。他再次提审了方小庚，让他重新辨认嫌犯；还亲自前往案发现场进行勘察。
或许是出于对严堃和胡金传的信任，洪汝奎在核查过程中百密一疏。他并没有亲自查验尸体，也没有核对死者伤口和凶器的尺寸，更没有察觉到严堃和胡金传对犯人可能存在的刑讯逼供。因此，他顺利地通过了案件的审核，但在上报给沈葆桢时，还是谨慎地建议沈葆桢派官员重审一次。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当案子交到沈葆桢手中时，他并没有按照洪汝奎的建议重审此案，反而直接下令将绍宗、曲学如就地正法！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呢？这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和阴谋？
一枚五角铜钱，看似微不足道，却如一块巨石般激起了沈葆桢心中的惊涛骇浪。这枚铜钱，竟是从曲学如的物品中搜出，它并非寻常之物，而是两江地区一个秘密会堂私铸的标记。
两江之地，曾是太平天国运动的暴风眼，战后，秘密会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历任两江总督无不将此视为心头大患，严惩不贷。这枚铜钱，就像是会党的暗语，让沈葆桢嗅到了不安的气息。他心中顿时有了决断，认为这起案件不过是会党土匪间的自相残杀，无需深究。
于是，光绪四年的二月，绍宗、曲学如被就地正法，而张克友虽逃过一死，却被割去耳朵，驱逐出江宁城。
然而，谁曾想，四年后，那起被匆匆了结的三牌楼竹园案，竟再次浮出水面。两起案件，究竟是不是同一桩？真凶又是谁？如果周五、沈鲍洪真的是三牌楼案的真凶，那四年前审结的那起案件，岂不是一桩冤案？
江宁城内，关于两起案件的议论如潮水般涌动。人们纷纷猜测，议论不休。消息越传越远，甚至惊动了《申报》，进行了刊发。
而那些四年前被斩首的曲学如的家人，更是悲愤难平。他们组织起来，浩浩荡荡地前往两江总督衙门，要求为曲学如申冤平反。他们的呼喊声、哭泣声，在衙门前久久回荡，让人不禁为之动容。
随着舆论的哗然，三牌楼案已如野火般燃烧，再也无法遮掩。审讯官员们深知事态严重，只得将周五、沈鲍洪的案情紧急上报给了两江总督刘坤一。刘坤一眉头紧锁，他深知这起案件已经不仅仅是一起简单的命案，更牵扯到了两江地区的安稳与民心。
于是，他迅速委派江宁布政使梁肇煌、盐巡道德寿、江宁知府赵佑宸等一众官员，组成专案组，决心合并审理这两桩跨度四年的三牌楼案。
专案组一成立，便立刻提讯了周五和沈鲍洪。在专案组的严密审讯下，两人终于招供了更多的细节。官府按图索骥，迅速拘捕了更多的人证，找到了更多的旁证。随着调查的深入，案件的真相如同剥洋葱般，一层层地展现在了众人面前。
原来，在光绪3年的一个深秋，周五在江苏阜宁县西乡诱拐了刘王氏，并带上和自己苟合成婚的刘高氏乘船南下。途中，他们遇到了周五的老朋友朱彪和沈鲍洪。同行的还有被朱彪诱拐为妻的赵高氏，以及篾匠许嘉福一家人。
在漫长的航行中，朱彪对刘王氏的美貌垂涎三尺，起了歪念。当船队在江宁六合县落脚时，朱彪轻而易举地将刘王氏引诱到手，并与之同宿。之后，他更是趁周五不注意，与刘王氏私奔了。
周五得知此事后愤怒不已，但他深知自己不是习武的朱彪的对手。于是，他找到沈鲍洪商量对策，打算约他一起找朱彪算账。然而，沈鲍洪此时已经和赵高氏有了奸情，他担心朱彪知道后会找自己的麻烦。于是，一个邪恶的念头在他心中滋生——不如先下手为强，以除后患。
于是，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周五偷偷溜进许嘉福的住处，偷走了他的篾刀，并带上几包石灰。两人相约前往江宁城，寻找朱彪的踪迹。一场惊心动魄的较量，即将在江宁城的某个角落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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