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莽哥一路逛到西门，看到那边围了一些人，不晓得在看啥子，走过去一看，见街边上摆了张桌子，后边坐了两个当兵的，一个全身军装，另一个却只戴了军帽，身上穿着白衣裳，像个医生；旁边还站到一个穿军装的，桌子后面的墙上巴了（贴着）一张纸。莽哥认不到字，默到（以为）悬赏自己的通告发到了贵州，吓了一跳，仔细一看又不像，上头没得自己的画像，而且几个当兵的看到自己，也没得啥子反应，晓得跟自己无关，就安了心，向旁边一个人问道：“上头写些啥子？”
那个人看了莽哥两眼，一字一句的念道：“贵州省军管区司令部 财政部缉私总队布告 长军一字第三号。一、三十年度征集壮丁，系年满二十岁至二十五岁六个年次，其余概不征集。二、丁员应征入营，不得逃避，如敢故违，按逃避兵役罪从重判刑，刑满后仍须应征入营服役。兼司令杨森 总队长孙立人 民国二十九年八月。”【朱二娃按：原来布告上没有标点，为了看官方便，朱二娃擅自加上了，看官谅解。】
那个人念完，又把大致意思给莽哥解释一番，原来是征兵的布告。要是换到以前，莽哥看到这种布告，看了也就看了，根本连想都不得去想一下，但现在他却动了心：自己啥子都不会，虽然说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但他本身就是烂仗扒二哥，又算得上啥子好男？于是又问道：“这个孙立人是做啥子的？”
在贵州耍了好几个月，杨森他还是晓得的，就是以前跟刘湘打仗的那个，现在是贵州省主席兼贵州军管区司令员，但孙立人他却不晓得是做啥子的。那人看来也不晓得孙立人是哪个（谁），敷衍道：“你没看到布告上写的，财政部缉私总队总队长，当然也是当大官的。”
莽哥听了，犹豫一阵，终于拿定主意，走到桌子跟前，问道：“长官，我这个样子的要不要？”
两个当兵的上下打量了他几眼，看到他身上脏兮兮的，跟个讨口子一样，但身体还算结实，穿军装的那个点了点脑壳，用外地口音问道：“只要有志杀敌报国的爱国青年，我们都要，你想当兵？”
莽哥点点脑壳，算是承认了。在他心目中，爱国不爱国，杀敌报国啥子的，跟他没得好大关系，他只是想换一种生活方式，忘记一些事情而已。
两个当兵的互相看了一眼，穿白衣裳的那个站起来，走过来围到莽哥转了一圈，喊他把两只手举起来，尽量的往上头举；又让他菰（蹲）下去，站起来，菰下去，站起来，连做了几次；接着喊他使劲跳几下，在街上来回跑了一圈，伸手在莽哥身上几个地方按了按，一边按，一边问：“疼不疼。”
莽哥连连摇脑壳。穿白衣裳的那个又问了几个问题，莽哥都老老实实回答了；最后，白衣裳拿出一张表，喊莽哥填，莽哥摇摇脑壳，道：“我写不来字（不会写字）。”
白衣裳笑了笑，回到桌子跟前坐下来，拿出笔，一边问，一边帮莽哥填，无非就是姓名、年龄、家庭住址、家庭成员之类。填完递给穿军装的，穿军装的看了看，点了点脑壳，喊莽哥回去准备一下，下午三点钟以前在这里集合。
莽哥是个烂仗扒二哥，见识少，自然不晓得孙立人是哪个，也不晓得缉私总队是做啥子的。其实要说起来，这个缉私总队，还是很有些来头，它的前身是财政部税警总团，成立于民国十九年（1930年）十月，是当时的财政部长、蒋总裁的大舅子宋子文亲自成立的，在海外八国财团大票儿（票儿：钱。大量的资金）的支持下，经过几年的扩充，成了一支有六个团、三万多兵力的正规部队。
二十六年（1937年）十月，淞沪会战的时候，税警总团改编成第五军第87师独立旅，编到张治中的第三集团军参战，在蕰藻浜、苏州河南岸，跟鬼子第9、第15师团的部队，拼了个你死我活，让鬼子吃尽了苦头。后来鬼子三个师团从杭州湾登陆，淞沪会战的国军遭两面夹攻，只好退出淞沪战场；税警总团也遭打散，好手好脚的（没有受伤的）编到顾祝同的第三战区，剩下五千多伤病员没得人管。
孙立人当时在税警总团第四分团当团长，受了重伤，被宋子文送到香港。伤好了后回到重庆，找到宋子文——这时宋子文因与妹弟（妹夫）蒋总裁闹隔故（矛盾），遭免了财政部长职务，当了外交部长——要成立缉私总队，宋子文答应了，到处活动一番，得到蒋总裁跟当时的财政部长孔祥熙的默认。
于是，孙立人就在长沙岳麓书院，重新打锣另开张，招募原来税警总团打散的部下；那个时候，伤病员大多数已经养好了伤，听到说孙立人在长沙招兵买马，闻风而至，纷纷归队。就这样，缉私总队在孙立人张罗下组建起来；孙立人被任命为少将总队长，副总队长则由他清华大学同学、美国诺顿军校毕业的齐学启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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