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人也不是一般人。老汉儿是北洋政府大官，本身毕业于清华大学，后来到美利坚留学，本来他老汉儿是想让他学工科，但孙立人只学了一年，就考进弗吉尼亚军校，学起了军事。回国后先在国府军委会宪兵教导总队当个小官，因为跟上司闹隔故（矛盾），一直在家耍起；后来，经税警总团第一分团团长赵君迈推荐，调到税警总团，在特科兵团当团长，特科兵团改为税警总团第四分团，孙立人就当了第四分团团长。宋子文就是看到孙立人会带兵、会打仗，才让他承头（领头）组建缉私总队。
缉私总队虽然不是正规军的编制，更不是蒋总裁的嫡系，但有宋子文、孔祥熙做后台老板，有的是票儿，加上宋子文的路子也多，所以在武器装备上，比正规部队还要好，尽是些美国、德国、捷克、比利时的好东西。只是一直以来，缉私总队属于警察序列，受到正规军的歧视、排挤，在人员编制上卡得帮紧（十分紧），不给配备军官，不允许在本地招兵。因此，缉私总队的军官，除了原来税警总团的老部下，就是留学回来的学生；当兵的一部分是税警总团那些伤兵，一部分是从湖南招的。
二十七年（1938年）底，缉私总队迁到贵州都匀，孙立人还不满足，在云南省主席龙云的帮助下，从云南招了一万多人，现在又找到贵州省主席兼军管区司令的杨森，以军管区的名义，阴悄悄（偷偷）的从贵州招了一部分——本来，缉私总队招兵一向严格，像莽哥这样大字认不到一个的文盲，是一概不要的，但由于近两年来，到处兵源紧张，才把这条限制取消了——于是，缉私总队又编成了六个团。
车转来再说莽哥登记完了，回到幺店子——上回在街沿上睡一晚上得病后，觉得身体还没有好全，不敢在外头过夜，就找了个幺店子，反正他现在有钱——洗了个澡，把一些要紧的东西都打进一个包袱，吃了晌午饭，才慢吞吞的往西门过来。
到了西门，莽哥看到，除了那三个当兵的，还有十来个年轻人站到旁边，各人跟前都放着包袱、背篼、木头箱子之类，看样子也是才招上来的新兵。三个当兵的也还了借来的桌子、板凳，站到一边，看到莽哥，点了点脑壳，喊他到旁边等哈儿。大约三点半钟，来了五辆大汽车，三个当兵的喊大家各人带好自己的行李，上了车；汽车在县城里转了一圈，接了其他几个地方的新兵，出了城，朝东南方向开去。
莽哥头一回坐汽车，刚开始还觉得新鲜，站在车厢边上，吹着凉风，看着两边的风景，硬是有些安逸。只是这公路实在万恶：到处坑坑凼凼不说，还九曲十八拐，一哈儿山顶上，一哈儿沟底下，汽车跟个酒疯子一样，摇来晃去，把车厢摇得像罗筛，人在里头，如果不是抓得牢靠，不晓得要摔好多筋斗。
莽哥双手死死抓到栏杆，没摇好久，就觉得脑壳昏昏沉沉的，肚皮里头也开始翻江倒海，嘴巴不停的往外冒酸水，拼命忍了一哈儿，终于忍不住，喉咙上一痒，趴在栏杆上，哇的一声呕吐起来。他这一吐不要紧，车厢里有几个新兵像是受了感染，接二连三跟到呕了，惹得三个老兵皱起眉头，不停的用手在鼻子跟前扇着，其中一个笑道：“这两下就受不了了，以后长途行军怎么办？”
汽车摇了大约两个多钟头，离开公路，拐上一条泥巴路，又七弯八拐半个多钟头，才在一个坝子（平地）边上停下来，坝子上，一伙当兵的正在那里出操。汽车还没有完全停稳，老兵们轻巧的跳了下来，过去站到一边，其中一个胳肢窝架着文件夹的，来回招呼新兵们下车。
莽哥把包袱斜挎到身上，跟到其他人后头，攀着车厢下来，将踩到地上，脚下一软，差点摔倒，连忙稳住身子，菰到（蹲在）地上，打量起这个地方来：
这块坝子一看就是才平出来的，地上的土都是新的，坝子不大，顶多七、八亩，团转都是大山，山上长满了密密麻麻的树木，正是葱茏苍翠的时候；坝子北边的山脚底下，有几间矮趴趴的房子；东边，是他们将才来的那条土路，土路在坝子边上分出一条小路，弯弯曲曲的往山上去了；南边坝子外头，有一片全是石子跟河沙的河滩，上头零零星星的长了些花花草草，河滩中央，一条五六尺宽的小河沟，顺到山脚往西去了；西边坝子边上还有两排简简单单的房子，也是临时搭起来的，看样子应该是新兵住的地方——后来，莽哥晓得这个地方叫鸡窝坝。
这时从北边的房子里出来一个军官，喊莽哥他们下车的那个当兵的跑过去，向他立正敬了礼，递过手里的文件夹，喊道：“报告长官，新兵教导连八班带新兵四十五人报道！新兵名单在这里。”
军官接过文件夹，还了礼，那个当兵的立正、转身到一边去了。军官打开文件夹，一边看，一边朝这边走过来，到了新兵们跟前，合上文件夹，抬起脑壳，横眉毛竖眼睛的朝着坝子上东倒西歪的新兵们喊道：“起来，都给我起来，排好队，排成五行，每行九个人，听明白没有？快点，动作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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